□文：小平
曾親歷黃海大海戰的外國人馬吉芬（Philo Norton McGiffin）在戰後曾以惋惜之情寫道：「震撼東亞之中國艦隊，今也已成過去，彼等將士忠勇，遭際不遇，一誤於腐敗政府，再誤於陸上官僚，與其所愛之艦，同散殉國之花。」」時隔一百多年，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馬吉芬的觀點也還是比較公允的。
當時的政治體制因循守舊，加上西太后內心不願與日本開戰，政治領導層主戰、主和兩派互相攻訐，連主戰的光緒皇帝也不能完全左右軍事大局，軍隊派系坐山觀虎鬥，南洋、廣東兩水師基本上見死不救。再加上戰爭的偶然性--北洋水師的幾發關鍵砲彈未擊中日本主力軍艦甚至旗艦要害，致使戰爭的結果竟為之改寫。但不能改寫的是廣大北洋水師官兵的英勇犧牲精神，因為甲午戰爭的最終失敗，而殃及魚池，受到主和派及舉國上下一致抨擊。使得後人只知鄧世昌等少數殉國將領，而致使奮勇殺敵捐驅的北洋水師廣大愛國官兵默默無聞。
其實甲午海戰中不僅是鄧世昌「致遠」等艦在英勇殺敵、同仇敵愾，即被戰後正法的方伯謙的「濟遠」艦，廣大官兵也是無比英勇、誓死作戰的。歷史上的民國總統黎元洪和民國執政段祺瑞，後人的評價均有詬病，但他們二人均出身北洋系統，分別畢業於北洋系統的水師學堂和武備學堂。亦皆為技術軍官。黎元洪曾在北洋水師「來遠」艦服役，段祺瑞曾在北洋岸砲兵營任教官。在甲午海戰和威海衛之戰中，均作戰英勇，不惜一死，這段光榮的歷史竟長期埋沒無聞，極少被人提到。熟悉甲午海戰歷史的人皆知：真正在海戰中未受一炮而臨陣脫逃的是「廣甲」艦。當然，「廣甲」隸屬於廣東水師，1891年參加海軍大校閱，因朝鮮局勢異常緊張，故朝廷諭旨「廣甲」等廣東、南洋參加校閱艦隻暫不南返，與北洋水師為輸運清朝陸軍赴朝的運輸船護航。
黎元洪當時即在「廣甲」服役。他是水師學堂畢業生，出身軍人家庭，其父為游擊（清軍低級武官）。1883年19歲時考入北洋系統的天津水師學堂，學堂設管輪和駕駛專業。在五年課業中，品行兼優，受到嚴復、薩鎮冰的賞識，在學員中也威信頗高。黎元洪入校20天後，其父逝世，遺言囑他求學上進，謹慎處世，學成報效國家。這激勵黎元洪終身不忘，愈加發奮。
1888 年，黎元洪畢業，賞六品銜把總，先入北洋水師「來遠」艦服役，兩年後又調入廣東水師「廣甲」，在軍中唯以讀書為業餘愛好。清朝全國海軍大校閱後，以功績擢千總補用，第二年升為二管輪，賞五品頂戴。在黃海海戰中，管帶吳敬榮不思參戰，畏敵如虎，竟下令「廣甲」脫逃，是否有狹隘的坐山觀虎鬥門戶之見，今天沒有史料證明。但事實證明，廣東、南洋與北洋水師分別隸屬張之洞、沈葆禎、李鴻章，本來就各將艦隊視為家底，互為分庭。威海衛之戰，南洋、廣東二水師均坐視不救，就是最有說服力的證明。
黎元洪是技術軍官，在北洋海軍等級森嚴的製度約束下，其發言權不如作戰軍官。「廣甲」艦上的官兵沒有像「濟遠」艦上的官兵，主動開砲還擊。「廣甲」一路狂奔，至大連灣三山島一帶擱淺，後被日軍發現。貪生怕死的吳敬榮竟拋棄艦隻和全體官兵，乘小艇再次逃跑，這就鐵證：吳敬榮絕對是貪生怕死之輩，如果黃海海戰的脫逃還可以有門戶之見保存實力的藉口，再次脫逃實為廣東水師的恥辱。黎元洪等十數名官兵在主官脫逃、無法作戰的情況下，決定鑿船自沉，乘救生艇逃生。但日艦逼近，狂妄的命令「廣甲」官兵投降，黎元洪等官兵互相激勵跳海殉國。黎元洪本不會游泳，但因身穿救生衣，故在海上漂泊三個多小時後方漂到岸邊。
黃海戰後，凡脫跑、作戰不力的將領均被軍法嚴厲處分。率先脫逃的方伯謙被軍前正法，但隨後逃跑的吳敬榮卻從輕判為「革職留營」。有傳說為方伯謙與丁汝昌有隙，吳敬榮與丁汝昌有鄉誼，所以吳的罪名只是「跟隨」脫逃。也有可能吳敬榮是廣東水師將領，北洋水師不便得罪，故得以網開一面。但決意「士有蹈海而死」殉國的黎元洪卻被判有違軍法監禁數月，出獄後一直沒有重新啟用。甲午戰後，北洋水師被眾口爍金，千夫所指，李鴻章更成為被攻擊的頭號替罪羊。故北洋水師除戰歿者外，自提督以下300多名各級武官，全體被革職裁撤。黎元洪軍籍隸屬廣東水師，最終也未歸隊。無奈之下，只好投張之洞「南洋新軍」，一路擢升，直到被推為都督。黎元洪在以後北洋政府的官宦生涯直至貴為民國總統的年代中，儘管有令人詬非之處，所謂蓋棺論定，也訖無定論。但也在青年時代參加黃海海戰蹈海殉國的行為還是值得肯定的。
與黎元洪有大致相同經歷的民國執政段祺瑞，他的祖父是淮軍記名總兵，父親在家種田，家境中落，他17歲時步行兩千餘里投靠威海軍中做管帶的族叔段從德，分在營中任司書。1885年，他考入天津武備學堂，兩年後以「最優等」學績畢業，分派至旅順口監修砲台。一年後經嚴格考核，以第一名入選德國柏林軍校留學，學習期間還被保送至著名的克虜伯炮廠實習半年，成為清朝早期軍事留學生中的佼佼者。但段回國後並未受重用，1890年回國任職於北洋軍械局，後又在威海隨營教習任上五年。在威海衛之戰中，面對日軍的進攻，段祺瑞挺身而出，督領實習的學生軍協守砲台，奮不顧身，英勇作戰。這段歷史也是不為人們所知。
段祺瑞一生當然值得圈點是非，尤其「三一八」慘案，難咎其責。但段其人最值得稱道的是，晚年保持了民族氣節，一洗「親日派」的惡名（如他1918年，同意與日本簽訂《中日軍事協定》，規定日本可在中國境內駐軍）。他退隱天津後，土肥原意欲拉攏他出山，在華北組織傀儡政權，被他斷然拒之。「九一八」後，日方請其「調停」，亦被他予以駁斥，直呼「如今中國軍隊士氣之高，不下於關東軍！」他親密的舊部將領王揖唐替日寇說項，被段祺瑞疾言厲色痛斥：「我是中國人，絕不做漢奸傀儡，就是你自己也要好好想想，不要對不起祖宗、父母和子孫後代！」據說，段的「親日」只是權宜之計，如他曾向日本借債打內戰，私下曾放言道：「對日本也不過利用一時，誰還打算真還他呢？等我國強大起來，賴著不還便是！」當年袁世凱集會討論《二十一條》時，眾皆王顧左右而言它，唯有段祺瑞主張通電各省與日本決一死戰！1933年避居南京，曾對記者發表談話云：已到情不「日本橫暴行為，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國惟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語云：全國『求人不如求己』積極備戰，合力應付，則雖有十個日本，何足畏哉！」1936年10月，段胃潰瘍復發，舊部來訪談及長城內外國土將被日寇蠶食，段聽後悲哀不已，病情轉重，數日後不病而逝。日寇對其不合作之氣節，甚為惱恨，在段死後曾在北京強買其後人房產、強購其後人任職的煤礦，以示匯憤。
黎、段二人晚節可書，早年參加對日作戰的英勇亦可表。由此可見，甲午之戰中，不僅只有鄧世昌等將領同仇敵愾，廣大的北洋水師官兵同樣寧死不屈，奮勇殺敵！只不過歷史沒有給予他們應有的位置和褒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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