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作霖吳佩孚與「四民主義」

原文：李吉奎（作者係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1905年中國同盟會成立，孫文在《民報》發刊詞中提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隨後馮自由將三大主義簡稱為三民主義，至今已經過去一個世紀。然有明確指出三民主義之不足並闡明為何不足者，難免使人感到意外，這樣做的，非皓首窮經的學者或理論家，而是分別出身於土匪與秀才的張作霖與吳佩孚。

張作霖、吳佩孚怎麼會評論起三民主義來呢？這須從頭說起。1917 年7月，孫文離開上海赴廣州開展護法戰爭，這第一次護法，是反對控制北京政權的皖系軍人段祺瑞。次年5月護法失敗，孫重返上海，同年10 月，段辭去國務總理職務（仍掌握參戰軍）。昨日之敵，今日之友，下台後的孫文與段祺瑞互傾情慷，居然談起合作來，由孫、段合作，又擴大成孫、段、張「三角反直」同盟合作局面。往來奔走於孫文與奉天（瀋陽）張作霖之間的孫派人物有汪精衛、伍朝樞、孫科、葉恭綽等人。1922年6月16日廣州陳炯明部與孫反目，宣告孫文第二次護法失敗，他返滬以後，在繼續「三角反直」的同時，開始謀求新的出路，進行聯俄容共的活動。

孫文聯俄容共的第一出大戲，便是在共產國際（實際是蘇聯人）的敦促下，搞孫、吳（洛陽吳佩孚）合作，所派遣奔走的人是張繼、李守常、王法勤、陳中孚、徐紹禎等。洛吳那邊出面的， 則是李守常的摯友、洛吳總部的政務處長白堅武。這實在是一樁弔詭的奇事：孫在進行「三角反直」的同時又搞一套孫直（吳）合作，並從兩頭得利。在當時情況下，聯​​張、聯吳並無保密可言，彼此心照不宣。本文所談關於張作霖、吳佩孚對三民主義的評論，是從吳佩孚身邊幕僚的記述中得知的。

1939年，東京出版了吳佩孚在洛陽時期的顧問、日本人岡野增次郎所著的《吳佩孚》一書。該書記載了1923年1月7日孫文使者徐紹禎與吳佩孚的長篇對話。當時是 「二．七」前夕，孫吳合作已轉冷，故吳佩孚在談話中對孫文思想行為頗有批評。從以下擇錄部分不難看到吳氏的態度：

　　吳佩孚說：「孫先生提倡之三民主義，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若單以主義而論，無一而非適切之主張。三民主義，由一面觀之，雖為政治之題目，然概括而言，畢竟為權利之主張，若一面念及義務附隨權利之真理時，則不可不考慮及於實行義務之訓練方法。若徒唱權利以餌民，而不關心於義務之訓練，則作為一個實際政治家，勢必至使人民趨利，大局非土崩瓦解不止。裊雄張作霖曾對孫先生使者汪兆銘解釋三民主義之際，漫然說及應加『民德主義』，不為無見，蓋民德乃指徹底之義務觀念也。」他還表示：「余信政治上之要諦，在於道德，而孫先生似認政治為一種技術。不知《大學》所謂治國平天下之概源，在於誠意正心修身，示人以萬性率由之軌 範，余奉此信條而不渝，故不能與孫先生共同行動。」（轉引自吳相湘著《孫逸仙先生傳》）

事實上，清末民初以來，有關國人道德水平墮落問題已受到知識界的普遍重視。嚴復提出「新民德」，即道德重建思想。梁啟超更倡言「道德革命」 。1905年黃遵憲去世前致梁啟超函中曾引用西哲斯賓塞的話：「民德不進，弊或屢易其端，而末由杜絕。」民國成立後，蔡元培提出「砥礪德行」，即培養高尚道德，轉變社會風氣的精神文明建設的任務， 汪精衛等一批人也主張成立「進德會」。張、吳對三民主義的批評，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進行的。

張作霖窮困出身，識字不多，他提出應在三民主義之外加上民德主義，是出於顧問幕僚的提示，抑或他本人的心得，無法考證。平心而論，這種主張，豈但不為無見， 簡直是陳義之高妙，迥乎不可及。吳佩孚以秀才從戎，始終不脫文人本色，他寫的《滿江紅》軍歌，高揚愛國精神，至今讀之仍令人蕩氣迴腸；他畫的梅、竹國畫， 格調高潔清逸，水平不讓專業畫師，由這樣的人去講「四民主義」，且不論其觀點正確與否，其良苦用心，已可概見。

說起吳佩孚，他終身奉行「四不主義」（不出洋、不人阻界、不借外債、不畜私財），以接續儒家道統為己任，力圖「援西人儒」、「返本開新」，在眾多的北洋武人中能言此義者，怕只有這位吳大帥。

孫文聽了汪精衛、徐紹禎的報告，有甚麼表示呢？我們今日已無法看到相關記錄。不過在以後的行動中，孫文作出了積極的回應。1921年年底，他在桂林軍次對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講話時曾說：「中國一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余之思想基礎，即承此道統，而發揚光大耳。」對駐桂、滇、贛、粵 軍講述「軍人精神教育」時，也講智、仁、勇軍人精神三要素及理想世界「天下為公」的精義。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尚未結束，孫文即在國立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即後來的廣東大學）講三民主義，先後一共講了十六次。

在《民族主義》講演中，他大講道德問題，認為「中國從前是很強盛很文明的國家，在世界中是頭一個強國」、「到了現在便一落千丈」，地位還不如殖民地，此中最大原因，「就是由於我們失了民族的精神，所以國家便一天退步一天。我們今天要恢復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復民族的精神。」換言之，「我們現在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聯合起來做成一個國族 團體以外，就要把固有的舊道德先恢復起來。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後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圖恢復。」

甚麼是固有的道德？孫文認為：「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然後他解釋了它們的內涵。這些，實際是過去的「八德」，只是沒有用「八德」這個詞。他還要求恢復固有的政治哲學，「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那一段話」。他還談到「恢復我一切國粹之後，還要去學歐美之所長，然後才可以和歐美並駕齊驅」。1924年創辦國立廣東大學時，他更將《中庸》中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作為校訓：這個校訓，至今仍被海峽兩岸的中山大學所遵奉。

孫文晚年致力於恢復中國固有的舊道德，並非出於偶然。一些研究者習慣於將他這個努力稱之為回歸傳統，可能有點簡單化了。 實際上是他經人提醒，已認識到三民主義有所不足，在提倡物質文明與心性（精神）文明相待的同時，深感民德主義實為民族興衰存亡絕續之關鍵，思有以振興之。但從歷史與現實計，他都無力去突破三民主義框架，只能在這三個主義中的某個主義裡去作必要補充。他於是巧妙地在《民族主義》最後一講中將傳統的「八德」推陳出新，提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這樣既回答了張作霖、吳佩孚的責難，又批評了五四運動以後出現的民族虛無主義與盲目學習西洋、全盤西化的傾向，講求恢復 「國粹」，從而將民德主義有機地納人三民主義之中，成為真正屬於自己的思想，並作了完美的闡述。

民德不進，禮義不講，世風澆薄，廉恥道喪，人類豈不同於禽獸？弘揚民族文化，傳承固有道德之精粹，應該是國人共同的政治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