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有一位大學士叫徐桐。他非常排外，用現在的話來說，屬愛國憤青。所以歷史學家經常把他當成守舊派代表揪出來示衆。比方說，他承認世界上確實有英吉利、法蘭西這些國家。但有些國家他認爲根本就不存在，是英國、法國總來討好處，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所以捏造出來跟它們一起討好處，好顯得自己不那麽突出。就像甚麽西班牙、葡萄牙，徐桐說這簡直是開玩笑：「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國，史所未聞，籍所未載，荒誕不經，無過於此！」
我想到徐桐，是因爲我最近重讀了一本書。這本書叫《英軺私記》，作者是劉錫鴻。劉錫鴻這個人本是小人物。像他這樣的小蝦小魚本在歷史上留不下甚麽痕迹，但是他因緣際會，成了第一批出使西洋的使節，還寫了一本日記。而且凑巧，他的頂頭上司郭嵩燾也寫了一本日記。他是駐英副使，郭嵩燾是正使。郭嵩燾是維新派，滿嘴都是英國的種種好處。劉錫鴻是個保守派，滿嘴民族正氣。漢奸五毛兩本日記放在一起，滿有意思，引來不少讀者，所以劉錫鴻也就小小有了點名氣。
劉錫鴻《英軺私記》寫得確實不錯，筆力雄健，我很愛看。比方英國官方舉辦跳舞會，他和郭嵩燾都參加了。郭嵩燾回來記了一篇日記。漢奸能寫出甚麽好文章？也就瑣瑣碎碎記了一堆舞會的音樂啊、禮儀啊甚麽的。但是劉錫鴻是個道德家。人一正派，文字就比較激動人心。劉錫鴻說：跳舞會上，女人都光著膀子（「肉坦」），男人都穿著肉色緊身褲，「若裸其下體者」。音樂一開始，「女袒其上，男裸其下，身首相貼，緊摟而舞」。這我都不敢翻譯，怕一翻譯這個文章就登不出來了。但你想想，這是甚麽樣的場面！這是甚麽樣的夜晚？這簡直是……我可能有點激動了。
劉錫鴻出國前就打定主意，要到英國去做民族宣傳工作，以「宣廣聖化」。他確實也和外國人辯論過中華文化優越性之類的問題。比如波斯人問他：爲甚麽中國不造火車？劉錫鴻說：我們中國造了一個大火車，精神文明大火車。這個火車不用煤，不用鐵軌，一日行駛數萬里，跑得最快。英國人又問：爲甚麽中國把婦女關在幽室中？劉錫鴻說：「男人是腦袋，女人是小腹。一陰一陽。誰不是露著腦袋，遮著小腹呢？」英國人無話可說。
劉錫鴻出國前就打定主意，要到英國去做民族宣傳工作，以「宣廣聖化」。他確實也和外國人辯論過中華文化優越性之類的問題。比如波斯人問他：爲甚麽中國不造火車？劉錫鴻說：我們中國造了一個大火車，精神文明大火車。這個火車不用煤，不用鐵軌，一日行駛數萬里，跑得最快。英國人又問：爲甚麽中國把婦女關在幽室中？劉錫鴻說：「男人是腦袋，女人是小腹。一陰一陽。誰不是露著腦袋，遮著小腹呢？」英國人無話可說。
但是公平而言，劉錫鴻畢竟不是徐桐。他不遠萬里到了英國，而且愛看熱鬧，腦子也不糊塗。英國是怎麽回事，他到底知道一些。比如他參觀過英國監獄，裏面犯人的待遇好得讓他吃驚。當然，按現代文明的標準看，那個待遇也未必算多好，但大家看過方苞《獄中雜記》的話，就知道我們的犯人活的猪狗一樣。劉錫鴻對英國監獄自然吃驚，但他很精明。中國喜歡弄面子工程騙外國人，劉錫鴻怕英國人也這樣。於是他挑了一天，沒打招呼忽然參觀監獄，發現並無兩樣，這才相信英國犯人待遇確實不錯。
他曾經在日記裏感慨說：英國「無閑官，無游民，無上下隔閡之情，無殘暴不仁之政，無虛文相應之事」。這是很高的評價。但是劉錫鴻話鋒一轉，說英國人「不識父子之親、男女之別」，沒有精神文明大火車，終究落了下乘。他還評論說英國人處處和咱們相反，政治上人民在君主之上，家庭裏女人在男人之上（據劉錫鴻說，英國男人對老婆，就像兒子對老爹一樣孝順），就是晝夜也和咱們是顛倒的。言下之意，他們即便好，也不符合我們的特殊國情，還是不能學。
我們有後見之明，很容易嘲笑劉錫鴻，更不要說老徐桐了。但轉念一想，我覺得他們也遵循自己的邏輯，不能簡單用糊塗二字概括。有一個故事，有位年輕人碰見一位老紳士，就上去問他借火。老紳士仔細打量他，然後說：「我如果借給你火，你就會向我搭訕；搭訕之後，我就不免要請你做客；請你做客，你就不免要認識我女兒；認識我女兒之後，你就說不定會勾引她；勾引她之後說不定會讓她懷孕。而你休想讓我女兒當未婚媽媽！所以--你TMD怎麽敢跟我借火？」徐桐有著和老先生一樣的警惕。他認爲對西洋那些玩意只要鬆個口，就會滋生蔓延、難以遏制，最終衝垮中國幾千年之文化大厦。一百年後我們回頭看，不能不承認：徐桐是有道理的。你一旦决定學習西方的東西，後面發生甚麽就很難控制。借個火給人家，最後閨女真大著肚子要打胎，這種事情真的發生了。洋務派以爲自己可以在西方文明裏挑挑揀揀，跟擇大白菜似的，那是犯了大錯。單就這點而言，他們其實還沒徐桐看得清。
我們有後見之明，很容易嘲笑劉錫鴻，更不要說老徐桐了。但轉念一想，我覺得他們也遵循自己的邏輯，不能簡單用糊塗二字概括。有一個故事，有位年輕人碰見一位老紳士，就上去問他借火。老紳士仔細打量他，然後說：「我如果借給你火，你就會向我搭訕；搭訕之後，我就不免要請你做客；請你做客，你就不免要認識我女兒；認識我女兒之後，你就說不定會勾引她；勾引她之後說不定會讓她懷孕。而你休想讓我女兒當未婚媽媽！所以--你TMD怎麽敢跟我借火？」徐桐有著和老先生一樣的警惕。他認爲對西洋那些玩意只要鬆個口，就會滋生蔓延、難以遏制，最終衝垮中國幾千年之文化大厦。一百年後我們回頭看，不能不承認：徐桐是有道理的。你一旦决定學習西方的東西，後面發生甚麽就很難控制。借個火給人家，最後閨女真大著肚子要打胎，這種事情真的發生了。洋務派以爲自己可以在西方文明裏挑挑揀揀，跟擇大白菜似的，那是犯了大錯。單就這點而言，他們其實還沒徐桐看得清。
中國就像一條大船。船上有我們這些乘客，也有世代相傳的各種文化貨物。船隻漏水的時候，徐桐認爲這些文化貨物頂頂重要，是中國之所以爲中國的根本。所以寧可沉船，寧可大家同死，也决不能丟棄這些東西。用徐桐的原話來說，就是寧可亡國，不可變法。這話可不是隨便說說。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徐桐驅趕全家人投井，最後井都填滿了，從上面望下去全是人頭。沒有空地了，徐桐只好上吊自殺。他做出了自己的價值判斷：這些文化貨物比乘客更重要。
和徐桐這樣的倔牛相比，胡適那些五四領袖則像蝴蝶一樣輕盈。在他們看來，和乘客相比，貨物沒有甚麽價值。他們不在乎中國的過去是甚麽，只在乎它的未來是甚麽。他們不在乎船上有甚麽貨物，只在乎船要把乘客拉到哪裏去。他們說，好就是好，壞就是壞，沒有「中國特色的好」、「中國特色的壞」。
而劉錫鴻則矛盾猶豫得多。他一邊承認對方的種種好處，一邊又強調中國特色；一邊說那些東西真不錯，一邊說可惜不適合咱們。種種辯解、遮掩之下，他那本日記成了後人的笑柄。其實捫心自問，劉錫鴻沒想明白的問題，我們真的想明白了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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