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清季發展新海軍的歷程中，發生兩次遭委託代購艦的洋人乘機吞款，或吞款外兼侵權，終至清廷或地方勢力，體面、艦隻、錢財均蒙受嚴重損失的駭人事件。其一為咸豐十年（1860）至同治六年（1867）間，困擾數載，耗損七十餘萬銀，連一艘小艦也得不到的阿思本（Sherard Osborn，1822-1875）兵輪案。另一為常勝軍統帶華爾（Frederick Townsend Ward, 1831-1862）之弟亨利華爾（Henry Gamaliel Ward，李鴻章等時人稱之為亨楞華爾；下簡稱亨利以與其兄習用的漢名有別）於同治元年（1862）代滬訂艦事件。阿思本兵輪案備受中外史家重視，故有關著述甚富，一般細節早有明確紀錄。亨利代滬訂艦之事則鮮有人道及，知見者僅一篇不算長之文和司馬富（Richard J. Smith，1944- ）研究華爾及其常勝軍一書中旁涉之語而已。
那篇文章就是于醒民的〈一八六二年亨利華爾購買砲艦案〉 ，此文（下簡稱于文）寫得不錯，事情的來龍去脈交代殊詳，但有三個典型的缺點：（一）治中國近代史者多乏海軍知識，中外學者皆然，苟遇海軍問題（特別是與艦隻有關者），幾必捉襟見肘，漏誤難免，而中國學者因更缺乏這種知識，犯此失時往往尤為嚴重。於文的情形即如此。（二）中國學者引用涉及外事的域外著述時，原著所用的資料經常僅以翻譯形式列出來，而不錄原文，害得連識曉涉及的外文者讀來也仿如天書，徒浪費篇幅而毫不為讀者提供按圖索驥，繼續追查的機制。與此相關的，尚有更可怕的一面，即把人家列出的史源照搬過來，翻譯出之，收為自己的注，而不重檢原物，製造自己用過的假像。這些移抄的東西既僅翻譯列出，就變成一失二錯，連學者應有的誠實都不顧了。于文採用者正是這種雙重陋習。（三）利用域外著述時，除體制之失和不夠誠實外，還有更嚴重的毛病，即利用此等著述者通常僅有移抄的本領，鮮能補訂，原著的失誤遂照單全收，甚至弄到變本加厲。于文就是跌進這種陷阱的代表。
亨利既藉代滬購艦中飽私囊，購買的艦隻是甚麼貨色，那些艦隻何去何從，該是探索此事時的一焦點。于文於此漏得厲害，錯得糊塗。本文即為彌補這些缺失而寫。
二．亨利華爾代滬訂購艦隻的始末大略
1829年年底華爾及其弟亨利自美來華覓職。這是華爾第三次來華；亨利則屬首次。時太平天國之活動已威脅及上海外商的利益，華爾抵埗後即從軍，不久便組織常勝軍（初名洋槍隊）以拒太平軍，因不無成績，遂賺得李鴻章的信任。經商的亨利與華爾配合，負起常勝軍武器、彈藥、船舶的供應，旋且通過其所設之華爾洋行（又名會樂洋行，Ward & Co.）招攬生意而成為上海區的軍火大代理商。在美採購事宜則由其老父承辦。儼然成了家庭事業。華爾兄弟之活動使他們與買辦楊坊（1803-1865）、江蘇布政使吳煦（1809-1873）、江蘇巡撫兼上海通商大臣薛煥（1815-1880）等官商權貴結為一集團。楊坊更以女妻華爾。
1862年初，形勢轉變。太平軍佔領寧波，因而有港口可用，且謀置備艦隻。上海亦覺得有備艦自保之必要。這可不純是軍事問題，政治環境使事情變得異常複雜。清廷、滬方、英方、美方、海關（也屬英國勢力範圍）在擁有權、指揮權、生意利益、制禦考慮，種種衝突和爭持，以及求均衡的心態下，一時不易作出各方均能接受的安排。這形勢加上華爾兄弟的巧妙佈局終使滬方認為最妥當之法莫如集資託亨利在美國訂購一支小型的私有艦隊。亨利也搬出不切實際的低價預算，謂四十萬両即可購得大兵輪一艘、小兵輪四艘，且連同水腳、砲械，和首批彈藥都包括在此數之內來促成其事。加上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1820-1870），英國駐華海軍總司令何伯（James Hope，1808-1881）、法國駐華海軍總司令卜羅德（Auguste-Leopold Protet，1808-1862）均充當他的說客，委任終告敲定，亨利乃於1862年3月攜巨款自滬出發，經香港、歐洲，赴美採購，沿途揮霍。
孰料事情旋起大變。9月21日，華爾在浙江慈溪城外被太平軍擊傷；次日於寧波斃命。亨利也就失去了靠山。開始了幾年的南北內戰也使美國無力在中國與英國爭奪利益，而認為若美國續為中國訓練陸軍，海軍的訓練則由英國主持，已是理想的安排。亨利在美代滬購得的艦隻都在相隔頗短的時間內轉售給時正要應付內戰的美（北方）海軍。亨利不久便在美國結婚，再也不回中國了。
亨利在中國騙取的購艦費可能高達一百萬両，使臭名遠播的阿思本兵輪案也屈居其下。在美售艦所得當然也進了他的私囊 。
三．于文最大的失誤
騙局雖終是騙局，但亨利用代滬訂製的名義在美購得艦隻數艘也確是事實。這些艦隻是怎樣子的？是否有用之物？其後下落如何？轉售價如何？追尋此等問題的答案怎也該算是考察這事件時的核心工作。有了這些答案才易判亨利的罪。于文於此祇有寥寥數語（誤字代他更正）：
一八六二年秋末，所謂亨利從美國購來的「大清」（Dai Ching）號、「浙江」（Chikiang）號、「江蘇」（Kiangsoo）號、「唐納德」（Donald）號在上海僅作短暫停留，轉瞬便全都返航美國。亨利把它們轉售給美國政府。
下加一注，解釋史源為：「《美國海事雜誌》，一九五七年四月號，第一四七頁；《僱傭兵們和老爺們》第九一頁」。
這短短的幾句話有二失：該說的（如那些艦的數據）不說，說了的（如艦隊遠航來滬）又錯得滑天下之大稽。
在下文逐艘介紹這些艦隻之前，不妨先把真相說出來：亨利祇訂購了艦三艘；這些艦隻在轉售給美海軍之前，從沒有一艘曾經駛離美國東岸，更不要說遠道來滬後又返航美東了。
四．在美國南北內戰顯威風的「大清」艦
亨利所購三艦中以「大清」艦排水量最大，戰鬥力最強。其基本數據如下 ：
艦型：四等沿岸木殼砲艦
建造期：1862-1863年
建造廠：
紐約市布魯克林（Brooklyn）區之James C. Jewett & Co.
駐冊紀錄：
1862年12月24日用亨利華爾之名首次駐冊
美海軍購入日期和購價：
1863年4月21日由浦定（Hiram Paulding, 1797-1878）少將代表美海軍用117,575美元自物主R.B. Catherwood購入。送往紐約海軍船塢（New York Navy Yard）裝配
編入序列日期：
1863年6月11日，艦名依舊作「大清」
排水量：520噸
長寬吃水：170呎6吋 ×29呎4吋 ×11呎
時速：最高6浬；平均4浬
武器：
6.4吋100磅彈前裝來福線砲一門（仰角5度，射程約2,250碼【1碼＝0.9144公尺】）
5.82吋24磅彈滑膛榴彈砲四門（仰角5度，射程1,270碼）
3.67吋20磅彈前裝來福線砲二門（仰角5度，射程1,900-2,100碼）
服役紀錄：
作戰任務頻密，有捕獲南方二船的紀錄。1865年1月26日在南卡羅來納州（South Carolina）Combahee河作戰時擱淺,中彈三十發，自焚，以免資敵
「大清」以及隨後即介紹之其他兩艦的武器裝備需要解釋。三艘所列的砲械都是美海軍購入後才裝上去的。亨利原先如打算替它們武裝的話，所擬裝配者必有別。不過艦隻可配備甚麼武器與艦身設計、甲板佈置等因素深有關係，除非亨利有特別的想法，原先的裝配計劃和後來美海軍裝上去者分別應不會很大。
五．燈塔後勤船「浙江」號
「浙江」及其姊妹號「江蘇」都是按燈塔後勤船（light-house tender）的模式建造的。為何如此不易理解，在未見有關史料前不必強作解人。「浙江」號的基本數據（「江蘇」號者多與之同）則是知道的 ：
艦型：由燈塔後勤船變更而成的四等沿岸砲艦及拖船
建造期：1862-1863年
建造廠：James C. Jewett & Co.
駐冊紀錄：1862年12月24日用亨利華爾之名首次駐冊。後曾歸H. Fogg and Co.之東主William H. Fogg所有。售給美海軍前之最後物主仍是亨利華爾
美海軍購入日期和購價：1863年6月22日由浦定少將代表美海軍用30,000美元自亨利華爾購入，後進行改裝工程
編入序列日期：1863年8月，易名作「鬱甘香」（Tulip）
排水量：183噸
長寬吃水：97呎3吋 ×21呎9吋 ×8呎
武器：
初備5.82吋24磅彈滑膛榴彈砲二門
3.67吋20磅彈前裝來福線砲一門。
1864年9月加配4.62吋12磅彈滑膛砲一或二門（仰角5度，射程1,200碼）
服役紀錄：負責巡邏、拖運、運兵等工作。1864年11月11日鍋爐故障，往修理途中在維珍尼亞州（Virginia）Ragged Point發生爆炸而沉沒，艦員傷亡甚眾。
說完這些，還可加點後記。1940年6月15日按美國國會的批准，在「鬱甘香」號沉沒處之岸邊設紀念碑。六十年代及1994年考古家均曾在沉沒處進行發掘，得文物不少 。
六．「浙江」的姊妹艦「江蘇」號
「江蘇」號的艦型、建造期、建造廠、駐冊紀錄、美海軍購入日期和購價、排水量、長寬吃水均與「浙江」同。不同的數據有以下幾項 ：
編入序列日期：1863年8月，更名為「倒掛金鐘花」（Fuchsia）
武器：初備與「鬱甘香」號相同之砲械外，1864年3月加配3.4吋12磅彈前裝來福線砲一門（仰角5度，射程1,750碼）
服役紀錄：負責巡邏、運兵等工作
退役及其後之事：1865年8月5日退役。同年9月23日用拍賣方式以11,000美元之價拋售，轉作商用。新主為旗昌洋行（Russell & Co.）屬下機構。新主替它裝上風帆後，送之去美國西岸從事商業活動（其間有二事留後才說）。1871年再換新主。1889年報廢。
七．在美售艦之款
「大清」號賣給美海軍時，合約上寫的物主已不是亨利華爾。假如Catherwood不是亨利的代理人或手下，而確是新主，那麼亨利原先入袋之款就會少於美海軍支付之數。打個折，算它是95,000美元吧。加上「浙江」和「江蘇」兩艘的售價，亨利起碼共進帳155,000美元。
這究竟是多少錢？當時的匯率為1美元約等於0.62。 如此進帳額足96,100両。和滬方所耗之數比較，這雖不是個大數目，但對亨利而言，總是額外的，不能說是小數目的收入。
八．「唐納德」號之謎
于文謂亨利替滬方買了「大清」、「浙江」、「江蘇」、「唐納德」四艦。這是盲目抄用外文著述，收人家之誤為自己之失的典型例子。司馬富書列出此四艦，說是亨利購艦的成績，並加注說用了兩件資料，一為Edward Kenneth Haviland, 「American Steam Navigation in China, 1845-1878, Part IV,」 American Neptune, 17:2（April 1957），p. 147（pp. 146-147才對），另一為Mesny's Chinese Miscellany, Vol. 1, p. 356。但Haviland文僅列出「大清」、「浙江」、「江蘇」三艘，而絕口不提Donald。那麼加入Donald的，就是Mesny's Chinese Miscellany了。我雖未及檢此書，但查出這是晚至1895年9月才創刊的期刊式雜錄；書的性質及其在亨利購艦事件過了三十多年方出版的事實都很難使其足用作可靠的史料。
其實不用查檢也當知Donald用作中國所購艦隻之名十分不妥。其他三艘之名既全是中國式的，何獨這艘取名不倫不類的Donald？Donald祇可能是人名，以人名命名艦隻當是為了紀念。那麼紀念哪個Donald？祇要從這角度想想便知Donald之名必誤。司馬富顯然錯了，于文亂抄一頓，也就把別人之失己有了。
要是純為辯駁，也可以替Donald之名找個理論性的解釋。即謂第四艘艦的中國式名稱失記了，僅存下美海軍購入後所換的新名。這樣一說，不嫻世界海軍史者（僅熟悉中國海軍史者當然回答不了此等問題）確難解招。幸本人所藏世界海軍史的書籍夠豐富，這樣的問題在書房裏翻檢幾分鐘便有答案。美國海軍自革命時期至今，從未以Donald命名任何艦隻。
不過，為何另有取名Donald的第四艘艦之說仍是僥倖可以解釋的。真相很簡單。原來前身是「江蘇」號的「倒掛金鐘花」號自美海軍退役，賣作商用後，易名為Donald。代表旗昌洋行購入此艦的人為Donald Beadle。這就是以Donald為船名的原由（這也是前面所說留後才講的二事之一）！ 三十年後，這消息變了質，遂令Mesny′s Chinese Miscellany誤以為還有第四艘艦，並錯指其名為Donald。直至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尚有中外治近代史者因不察而套用此不實消息，致使那艘從未存在過的所謂第四艘艦仍在學術報告內煞有介事地連番出現。
九．亨利艦隊不僅赴滬更重返美東說之大謬
司馬富並沒有說那些船隻曾赴上海，然後又駛返美東。言之鑿鑿者是于文，卻不作任何史源的交代。
說法委實太荒謬了，不管於文用的是甚麼材料，邏輯一關就絕對過不了。
按當時的交通情況，自滬乘速度不慢的客輪赴歐，縱使中途不作無謂停留，總要五六十日。亨利在香港停了一段日子，待抵歐最早也要到5月杪6月初了。他停留在歐洲的時間祇可能較在香港長，遊覽完畢方橫渡大西洋抵紐約時怎也會是夏末秋初時分矣。隨後還得花不少時間和船廠談妥設計、費用等必要事項始能啟工。因此華爾逝世時（中秋剛過）三艦絕不可能動工已達一月。按常理，到1892年終結時這些艦隻的建造工作充其量僅能達到可下水的階段。此三艦正如前述，到了1862年12月底才首次辦理駐冊手續，至1863年方造好。說它們早在1862年秋末（即華爾死後不過一個月左右）已結隊在上海出現嚴重違背邏輯原則。到了1863年春末夏初三艦先後完成賣給美國海軍的交割手續，旋即投入內戰的軍事行動，其後更無可能遠赴上海了。
購艦巨款是楊坊、吳煦諸人籌得的，來源多不能公開。若三艦既建成抵滬，他們會讓艦隊在不充分解釋下公然離埠遠去嗎？艦隊可以在滬隨意行動，來去自如的說法太不合邏輯了。
在巴拿馬運河於1914年啟用前，自美國東岸航赴中國（不妨假設以上海為終點）有同樣艱辛的二途：其一為東向橫越大西洋後，再依次穿地中海、蘇彝士運河、紅海、印度洋、南中國海而來。其二為南赴南美洲盡頭，穿過南美洲與南極洲之間俗稱Roaring Forties的險要海道抵太平洋南端，再斜斜西北向橫越太平洋而來。不足兩百噸的「浙江」和「江蘇」號僅能勉強應付部分航程，即裝上風帆，沿岸捱次而進以增加航程的安全性和解決補給與維修的問題。這就是為何「江蘇」號的後身日後能夠在美國西岸從事商業航運數年的原因。這就補充了前面未說清楚的第二事。至於在無法解決補給和維修困難的情形下橫越空蕩蕩的太平洋（或大西洋，如採東航線），不要說不滿兩百噸之物根本沒有被考慮的資格，連稍大的「大清」號也絕無可能擔當。不要忘記，「大清」號的平均時速僅有可憐至極的4浬！就算沿途全無氣像風險，補給和維修也悉不成問題，要它自美東駛往上海恐耗上半年也未必能到達目的地！這種情形，一般知識份子都會明白，何需具備海事學識始曉得！謂這三艘艦可以輕易往返美東與上海之間無異天方夜譚。
于文看不出此事層層不合邏輯，反而當這天方夜譚是史實來公佈。
十．結論
明白了這些艦隻的性能大有助看清楚亨利的嘴臉。不論環境因素如何，他早就計劃替上海訂購一組建成以後根本無法來華的艦隻。在美東建造此等小艦要運往中國祇有一法，就是用組件的辦法分單位造好（設計和製造的過程都複雜多了），來華後再併合起來。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即使已有這種技術，上海的船廠亦未必有配合的能耐。不妨引一後事來把事情說清楚。
自清末至抗戰初期，西方列強均有海軍駐華。他們用來穿梭內河湖泊的小艦通常祇有二三百噸重。這種小艦不能在歐美造好後運過來；體積既不容放在貨輪上託運，卻又不能靠其本身的動力越洋遠航。解決之法不外三幾個：組件運來，在華合攏；在華（包括香港）的船廠整艘建造；用大船拖運。這幾種法子之間，各國運用起來會有偏好。其中美國喜歡委託上海的江南造船所依其提供的藍圖建造。在他們看來，就算在夏威夷造，省了橫越太平洋的半程路，剩下來的半程風浪還是沒有冒險的必要。組件法又大增成本和建造之難。這是遲至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看法。亨利代滬購艦前此六七十年，航海技術和造艦技巧祇會尚不如。在美東造些百餘噸的小艦和雖較大而時速僅得4浬的艦隻絕對不能妥當地把它們送達上海的。治中國近代史者幾乎必缺乏世界海軍史的知識（這點一般西方學者亦難免），遇到與海軍有關之事，恆錯誤疊出。這裏所說的錯失通常得很，毫不特別。
如果亨利確有試圖把差事辦好的意念，他起碼得做二事：其一為在美國西岸建造，縮短遠航路程。（亨利是美東人士，人脈關係和進行各種聯絡之便，西岸當然遠不及東岸）。其二為即使減少所造艦隻的數目，每艘的排水量怎也不容低過一千噸，以期確保有足夠能力橫越太平洋。亨利並沒有這樣做就等於說他從來不打算誠實完成任務，送艦至上海。自艦隻造好至賣給美海軍時間甚短，各艦的物主竟變換頻仍，卻又終多重回到亨利之手。此事說明亨利善商場速戰和喜謀快利。
華爾一死，整件事情就變得更方便亨利去處理了。他已無後顧之憂，不怕害到哥哥難於脫身。不管他用甚麼藉口把艦賣了，楊坊諸人既遠隔重洋，復投鼠忌器（錢的來源固然多不能公開，企圖擁有一支不受命於中央的艦隊更不能明言），他又不打算再回中國，根本奈他莫何。結果讓他穩騙艦款外，還平平安安地（起碼就美國法律而言）再納賣艦所得入私囊，連賺兩次。
亨利華爾把這騙局安排得周詳細微，楊坊等人啞子食黃蓮，事後連公開咒罵他都不敢，更不要說追討艦款了。
阿思本兵輪案涉及的艦隻達八艘之眾，絕大多數都比「大清」號大不少，還均確曾一度遠道來華。亨利代購的艦隻不過寥寥三艘，且包括小得可憐的「浙江」號和「江蘇」號，卻在轉售給美海軍前全未離開過美國東岸的近岸水域。亨利直接間接（即在美賣艦所得）騙得之款竟超過阿思本案所耗損者近半數。這是中央與地方相軋，各懷鬼胎，致讓存心不良而又機智靈巧的外人有隙可乘的好例子。
迄未見有論述中國近代海軍史的專書講及這件事，連治海軍史者奉為圭臬的池仲祐（1861-?）諸作也不例外。倘此文能改變這種情形並引起研究者對類似課題的注意，當是朝可續發展的方向走出了第一步。何況美國海軍購入本屬中國的作戰性艦隻（combatants）多艘，其中一艘更沿用其「大清」本名，諸艦且旋即悉數投入美國境內的長期戰事，此史無別例之事本身就十分值得寫入史書。
The Warships Henry G. Ward Bought for Shanghai
Ma Yauwoon
The Sherard Osborn case of failing to bring China even one small naval craft after spending several years (1860-1867) and some seven hundred thousand taels is as notorious as it is well studied. But the case of Shanghai』s entrusting Henry G. Ward to build her a city controlled squadron of American-built warships, happened at about the same time (1862) and wasting even more money, without bringing one ship to its shore, no matter how temporarily, is virtually unknown, not even in books specifically on late Qing naval developments. This paper attempts not only at making a balanced coverage of what happened in both China and America, utilizing materials unknown to Western sinologists not familiar with naval matter, but also at tracking down the individual complete histories of those ships Ward actually did build for Shanghai. The fact that those ships, planned and paid for by Chinese sources, were soon sold to the American (Union) navy and served actively in the American Civil War, qualifies their accounts a unique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研究阿思本兵輪案有成者，以下列三書最為代表：呂實強，《中國早期輪船經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頁43-119。Jack J. Gerson, Horatio Nelson Lay and Sino-British Relations, 1854-186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68-69,138-207,217-243, 310-329; Richard N. J. Wright, The Chinese Steam Navy, 1862-1945 （London: Chatham Publishing, 2000）, pp. 16-19.
那本書是Richard J. Smith, Mercenaries and Mandarins: The Ever-Victorious Army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Millwood, N.Y.: KTO Press, 1978）.有關頁數，以下有關註釋分別列出。
于醒民，〈一八六二年亨利華爾購買砲艦案〉，《史林》，1986年2期，頁62-71
于文列司馬富之書作「史密斯：《僱傭兵所和老爺們》」而不附原文便是罔顧讀者需要的顯例。Smith是歐美社會常見不過的姓氏，僅以「史密斯」出之便毫無識辨性。如果不先讀過司馬富之書，本有印象，誰能指認？要是根本不打算讓讀者能指認，方便他們按圖索驥，列出來除了填充形式，還有甚麼作用可言。外文書目原文列出，不附翻譯，直接了當，正確兼省篇幅，何樂不為？為何非要亂翻一頓，炮製成天書不可？
繼華爾出任常勝軍統帶者確為美國人白齊文（Henry Andrea Burgevine, 1836-1865），惟旋即為英人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 1833-1885）所代取；見Hosea Ballou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ume II（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918）, pp. 84-89.
事件始末的陳述，依據於文和Smith, Mercenaries, pp. 28, 79, 90, 91, 95-97。另附以Robert S. Rantoul, 「Frederick Townsend Ward,」 Historical Collections of the Essex Institute, 44:1（Jan. 1908）, pp. 1-49; Holger Cahill, A Yankee Adventurer: The Story of Ward and the Taiping Rebellion（New York: The Macaulay Company, 1930）；Richard Oakes Paterson, 「The Mandarin from Salem,」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79:2（Feb. 1953）, pp. 156-167; Caleb Carr, The Devil Soldier: The Story of Frederick Townsend Ward（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2）.
此注又是一錯成二失之例。注之後半不成問題，說明於文此處的消息得自司馬富書p. 91。前半則是問題所在。第一，抄了司馬富書中一注中所列之史源而未必曾檢看原物（參看下文注12）。第二，美國所刊期刊可譯作《美國海事雜誌》者不知凡幾，如果不併讀司馬富書原文，有幾人能指認出來？這期刊注10和隨後正文都有交代，是American Neptune; Neptune是羅馬神話中的海神尼普頓（即希臘神話中的Poseidon【波惜冬】），怎容隨意變之為「海事雜誌」而仍期望讀者能指認？胡亂翻譯外文資料名稱而不附原文簡直就是唯恐天下不亂。
James Russell Soley, The Blockade and the Cruisers (New York: Scribner, 1883), pp. 131, 146, 155;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Union and Confederate Navies in the War of the Rebellion, Series I, Volume 2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95), pp. 275-277, 294, 304, 316, 334, 346; Series I, Volume 9 (1899), pp. 96, 100; Series I, Volume 14 (1902), pp. 373, 387-390, 395, 397, 402, 407, 413, 441-442, 452, 455, 476-477, 480-482,, 501, 514, 594-595; Series I, Volume 15 (1902), pp. 69, 113, 144, 176, 183, 217, 242, 258, 266-267, 274, 276-277, 282-283, 286-289, 291, 325, 347, 366, 387-388, 390, 400, 402, 417-419, 421, 431, 434, 462-463, 465, 506, 523-525, 542, 550, 555, 570, 588-590, 621, 656, 668, 671, 676; Series I, Volume 16 (1903), pp. 4, 17, 28, 35, 38, 54, 118, 126, 133-134, 138, 155, 158, 170, 188, 190-202, 215-216, 311, 344, 357, 366-367; Series I, Volume 27 (1917), pp. 518, 617; Series II, Volume I (1921), p. 70; Naval History Division, Navy Department, Civil War Naval Chronology, 1861-1865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1961), Part III, pp. 119, 129, 156; Part IV, pp. 12, 14, 62-63, 138; Part V, pp. 30-31, 116; Bern Anderson, By Sea and By Land: The Naval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 (New York: Knopf, 1962), p. 176; Jack Coggins, Arms and Equipment of the Civil War (New York: Doubleday, 1962), p. 145; Naval History Division, Navy Department, Dictionary of American Fighting Ships, Volume II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9), p. 232; Chester G. Hearn, Gray Raiders of the Sea: How Eight Confederate Warships Destroyed the Union』s High Seas Command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87; Donald L. Canney, Lincoln』s Navy: The Ships, Men and Organization, 1861-1865 (London: Conway Maritime Press, 1998), p. 220; Paul H. Silverstone, Civil War Navies, 1855-1883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1), pp. xxi-xxii (by W. J. Jurens), 73 (Silverstone是書由同一出版社刊於1989年之初版Warships of the Civil War Navies已由此書代替)。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Union and Confederate Navies, Series I, Volume 5, pp. 323, 328, 352-354, 362-363, 367, 372, 374, 380, 383, 388, 391, 393, 401-402, 406-408, 425, 436, 448, 472, 591; Series I, Volume 9, pp. 178, 544; Series II, Volume 1, p. 226; Civil War Naval Chronology, Part IV, pp. 5, 29, 50; James L. Mooney, ed., Dictionary of American Fighting Ships, Volume VII (1981), p. 329; Donald Canney, Lincoln』s Navy, p. 220; Paul Silverstone, Civil War Navies, pp. xxi-xxii, 74。
有兩篇文講「浙江」號後身「鬱甘香」號沉沒後的殘骸和考古發現：Terry Morr, 「Been Blown to Atoms,」 Naval History, 10:3 (June 1996), pp. 34-36; Bruce F. Thompson, 「Legacy of a Fourth-Rate Steam Screw,」 Naval History, 10:3, pp. 36-39.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Union and Confederate Navies, Series I, Volume 5, pp. 196, 347, 351, 362, 366, 368-370, 374, 396, 400, 402, 405, 408, 410-411, 415, 417, 422-424, 426, 431, 434, 436-437, 441-451, 455-457, 460, 462-463, 465-466, 471, 473-474, 476-477, 482, 484-485, 496, 502, 505-506, 508, 531, 567, 574-575, 583-584, 592-593, 601-602, 611-612; Series I, Volume 9, p. 544; Series II, p. 89; Edward Kenneth Haviland, 「American Steam Navigation in China, 1845-1878, Part I,」 American Neptune, 16:3 (July 1956), p. 173; Haviland, 「American Steam Navigation in China, Part IV,」 American Neptune, 17:2 (April 1957), p. 147; Civil War Naval Chronology, Part III, p. 149; Part IV, pp. 50, 124; Dictionary of American Fighting Ships, Volume II, p. 454; Paul Silverstone, Civil War Navies, pp. xxii, 74-75.
Caleb Carr, The Devil Soldier, p. 239，謂當時55,000美元約等於34,000。據此算出匯率。
故本人十分懷疑於文雖抄了司馬富所列的史源，卻未必確看過American Neptune所載Haviland文之Part IV（參看上注6）。
Haviland, 「American Steam Navigation in China, Part I,」 p. 173; Paul Silverstone, Civil War Navies, p. 74.
當時國際旅行最快的交通工具為客輪。郭嵩燾（1818-1891）和曾紀澤（1839-1890）曾先後赴歐任公使，行程均記錄清楚。郭嵩燾於光緒二年十月十七日（1876年12月2日）自上海啟程，十二月初八日（1877年1月21日）抵倫敦，全程五十一日；見《郭嵩燾日記》，冊3，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頁65、139。曾紀澤於光緒四年十月二十八日（1878年11月22日）自滬啟程，五年一月初四日（1879年1月25日）抵倫敦，前後六十二日；見曾紀澤，《出使英法俄日記》，長沙：岳麓書社，1985，頁134、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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