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15日
【文化籽：字裏凡間】
近年中港矛盾烽煙四起，港人本土意識日增，「我要真普選」、「香港人優先」等口號琅琅上口；為保家園，港人毫無保留挺身而出。愛港運動座無虛席，然而問起香港歷史，席上卻鴉雀無聲。千錘百鍊的獅子山精神，盛載着怎樣的歷史？有言香港史觀從來也附帶政治目的，香港沒有屬於自己的歷史，此話何說？撰寫過香港歷史的作者鄺智文和鄺健銘，齊聲要以不同視野重寫香港史，才能為小島歷史補白：「鑑古知今，方能找到新出路。」
香港有沒有自己歷史？得由香港史觀談起。學者John M. Carroll在《Edge of Empires Chinese Elites and British Colonials in Hong Kong》中批判殖民史觀的書寫不重視歷史脈絡，只強調英國對建港的貢獻，忽略華人地位和重要性；回歸前後以愛國史觀出發的書籍如雨後春筍，內地學者一面倒貶低殖民統治，歷史淪為政治工具，無異於愛國洗腦教育。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研究助理教授鄺智文認為在一九八四年中英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後，中國出版的香港史書的政治目的更明顯，「愛國史觀的書強調香港是中國神聖不可侵犯的一部份，談到香港自某年代已受中國管治；更多的是強調華人對英統治者的反抗、英殖期間的社會不公等，如把省港大罷工寫成華人對殖民統治的反抗。」
非英即中 港人觀點何在
八十年代始增加關於香港史的書籍，但眼看仍擺脫不了非英即中的史觀，港人缺乏自己的歷史觀點，是否有迹可尋？「其實八十年代已有不同歷史學者擺脫了傾斜殖民史觀或愛國史觀的舊寫法，以持平角度重寫港史，如Steve Tsang在《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寫政務官，從華人看香港發展軌迹；高添強寫日治時期的香港等，敍寫港史的角度越來越多，研究亦更深入，風氣越趨自由。」鄺智文認為香港並非沒有自己的歷史，只是港人對歷史不感興趣。
千禧年，由台灣學者蔡榮芳撰寫的《香港人之香港史》，提出香港應以港人為中心，重塑鴉片戰爭到二次大戰時，香港的歷史演變。作者雖不是香港人，卻能抽離地觀看香港在亞洲和世界的地位，鄺智文說：「有人懷疑過台灣人如何書寫香港，她回答『我是世界公民，為何不能寫？』」蔡榮芳的書算是個小衝擊。
歷史檔案開放 港史新出路
歷史成為兩代政治工程的手段，而處理史料的局限，使香港即使在八十年代解殖風潮和英國歷史教育觀的影響下，仍未能百花齊放。七十至九十年代有不少關於日據時期的書籍，但早期政府歷史檔案未開放，只有剪報，靠口耳相傳，史料未必可信。「檔案未開放，很多時只能以其中一方檔案為編史基礎，但歷史事件環環相扣，譬如說寫日佔時期歷史，不能單看香港或中國檔案，日本檔案也重要。這代人更易接觸到史料，檔案開放了，加上現代人識多種語言，有望打破從前研究歷史的困局。」
從不同檔案版本、角度中梳理史實，鄺智文有份撰寫的兩本書《孤獨前哨》和《老兵不死》，正是以這種原則書寫：「有人覺得香港戰役不重要，因為地小、參與者少、規模小。但人數多少與其重要性無關。他們慣性把焦點放在日佔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慘況，卻忽略了日本取香港的原因。戰前香港是中國輸入物資的重要港口，我們應從整場戰役大局勢中看香港。」事實上戰前香港造船能力，佔全日本的十分之一，可見香港地位舉足輕重。
跳出框架 才可看清自己
「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司馬遷對研史的寄語已難復見。香港史未興的深層原因，乃香港人歷史意識薄弱。曾出版《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的作者鄺健銘認為，英治早期歷史教育批判性不強，中史課程過濾敏感訊息，去政治化的課程令學生只着眼於社會文化。六七暴動後，英政府在處理中國歷史更加避重就輕；七、八十年代，香港史更在課程中消失。讀書為應付考試，背日期、人名地名已是費時失事，那能思考歷史背後多重意識形態？
過去香港常被忽略於國際的作用，鄺健銘則希望看到「世界的香港」，「香港曾是帝國港口城市，種族多元，具極高經濟、戰略地位。省港大罷工、六七暴動、甚至是日本佔港等歷史事件，也跟當時世界局勢密不可分。」如果只北望神州，最終只會變成梁特首口中的「萬能插蘇」。因此，以全球史角度和比較視野重寫香港史，成為鄺的書寫理念，他希望不再停步於「中國香港」的歷史框架。
二○一二年，反國教運動勢如破竹，三年後國民教育借屍還魂。年初的施政報告中，梁振英提出整合中西史科；上月教育局展開對修訂初中中史科之諮詢，「大中華史觀」高舉近百年中國近代史，貶外揚內，五千年中華文明刪減濃縮，香港史地位更形低落。回歸後，碼頭舊街小店消失，城市風景、社會面貌漸漸模糊。也許趁着集體回憶，勾起大眾對香港歷史的興趣，我思我城，才能覓得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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