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抗日戰爭研究》2011年第2期
《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書》2010年1月公開發表一年來，作為近現代史組的中方委員之一，筆者在關注學界評論的同時，也不斷反思歷時三年的第一期共同歷史研究的過程，繼續思考本人承擔部分所涉及的重要學術問題。
首先應該指出，我們在與日方開始共同研究之初，對於近現代中日關係史的歷史分期，即階段劃分的問題，並無多少分歧，因而很快就在2007年3月於東京會議上達成了共識。雙方同意按照傳統史學的縱向演變過程的表述方法，把近代（1840-1945年，戰前）中日關係歷史，劃分為兩個時期：1840-1931年為第一時期（即「第一部近代中日關係的開端與演變」），1931-1945年為第二時期（即「第二部戰爭的時代」）；相應地又將以上兩個時期（即「部」），分別劃分為三個階段（即「章」），由此構成了本報告書的兩部、六章的形式。筆者所承擔的是第二部第一章的執筆和研究工作（後來根據需要，又邀請了黑龍江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王希亮研究員，作為「外部執筆者」，主要承擔了第一節之第五目），日方的執筆者則為日本防衛大學戶部良一教授。
我們之所以將1931-1937年間的中日關係（中方慣稱「從九一八到七七」、日方習稱「從滿洲事變到日中戰爭」）作為第二部「戰爭的時代」之第一章，也就是要表明：雙方都認為這是「戰爭時代」的組成部分，即其前期或第一階段；它與後續的兩章（「日中戰爭」、「太平洋戰爭」）一起，共同構成了第二部「十五年戰爭」的三個歷史階段。雖然在中日兩國學界，歷來都重視歷史分期問題的討論，但在共同歷史研究開始之初，雙方委員們並未就此展開過多的討論就達成一致了上述共識，這一方面說明了兩國學界對於日本「十五年戰爭史」達成了重要共識，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對「從九一八到七七」的重要歷史定位。這不但具有重大的象徵意義，也為共同歷史研究的迅速展開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但是，問題並沒有隨著上述分期問題的迅速達成而完全得到解決。雙方在分別完成執筆報告之後的幾次共同討論中，對於九一八事變以後中日關係的走向、華北事變前後中日關係的狀況、全面戰爭前夕日方有無計劃性等三個問題，展開過多次爭論。在上述討論的基礎上，雙方分別對初稿進行過兩次修改，最後形成了發表的正式文本。筆者擬在中方報告書的基礎上，就上述三個問題，繼續發表自己的見解。
一、九一八事變以後中日關係的走向
關於九一八事變（即日方所通稱之「満州事変」），雙方雖然在事變發生的近因與具體過程上還有些爭論，但對於其性質問題並無異議。在九一八事變以後，中日關係歷時六年，並沒有迅速走向全面戰爭，因此，如何看待九一八事變以後中日關係的走向，就是需要討論的第一個問題。
首先要指出的是，中日史學界對於九一八事變的下限問題，一直存在很大的差異：中國學界一般認為是在1932年9月日本承認偽滿洲國，日本學界基本上以1933年5月《塘沽協定》的簽訂為標誌。筆者在報告書和本文所述，遵從中方的一般見解。
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後，迅速侵佔了中國的東北三省，並在一二八事變的硝煙掩護下，迅速扶植了偽滿洲國，隨後予以外交上的承認。這個歷史過程是非常清晰的，無需贅述。問題在於九一八事變期間，日本的對華政策是否僅限於侵佔東北三省、扶植與承認偽滿洲國？日本學界之所以將「満州事変」的下限劃定為1933年5月《塘沽協定》的簽訂，其實已經清楚地表達了他們的看法。筆者曾在拙著（《七七事變前的日本對華政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的基礎上，專門發表論文指出：日本在九一八事變期間，就已經通過發動「天津事變」、醞釀華北政策、計劃新的對華政策，並以熱河、山東省為重點，開始了向中國華北的擴張。【1】 堅持「十五年戰爭史觀」的日本學者安井三吉先生，在其後的大作中未稱「満州事変」，並專門論述了「柳條湖事件與華北問題」、「熱河作戰與華北問題」等內容。【2】 為彌補中方研究報告書之不足，茲繼續略論如下：
九一八事變爆發不久，9月24日，日本政府發布了《關於滿洲事變的第一次聲明》，聲稱將採取「不擴大」方針。【3】 30日，陸軍省、參謀本部研究並制訂了《關於解決滿洲事變的方針》，不但提出了「解決滿蒙問題的目標」」，而且進一步提出了「對中國本部的方策」。【4】 10月8日，陸軍三長官（陸相、參謀總長、教育總監）共同決定的《處理時局方策》，以上述文件為基礎，除了滿蒙政策之外，又分別規定了對於「中國本部」的政策；9日，陸相南次郎向若？首相提出了這個文件，要求政府迅速確立方針。【5】 18日，前陸相白川義則赴滿洲視察出發之前，陸相南次郎在委託他向關東軍傳達的事項中，不但包括了這份文件（但僅限於向關東軍司令官出示），而且特別說明了軍部制訂上述政策的過程。【6】 在事變後的一個月之內，日本軍部與關東軍之間，關於滿蒙政策與對中國本部政策，已經達成了一致。
10月26日，日本政府發布了《關於滿洲事變的第二次聲明》，提出了為應付國際聯盟而進行日中直接談判的要求。【7】 與此相呼應，陸軍省在徵得外務省的諒解後，於11月4日制訂了《對列國的政策》，分別規定了對英國、美國、法國、國際聯盟及蘇聯的有關對策。【8】 12月13日，若槻禮次郎內閣總辭職，犬養毅內閣成立。23日，陸軍省、參謀本部在前述《處理時局方策》的基礎上，商定了《處理時局綱要案》第一案，除了滿蒙政策之外，還規定了對於中國本部的兩項政策。【9】
1932年1月6日，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返回東京與陸軍中央部商談期間，得到過一份由犬養內閣的陸軍省、海軍省、外務省協定的方案《處理中國問題的方針綱要》。這份文件除了在形式上改稱「中國問題」之外，在內容上幾乎就是上述《處理時局綱要案》的翻版，仍然分別規定了對滿蒙與中國本部的政策。【10】 14日，芳澤謙吉出任外相，他完全同意上述文件的主旨。【11】 犬養內閣隨後於2月17日設置「對滿蒙實行策案審議委員會」，並規定對滿蒙實行策各項方案的立案依據就是上述《處理中國問題的方針綱要》。【12】 3月9日，溥儀出任偽滿洲國執政。 12日，犬養內閣閣議決定了《處理滿蒙問題的方針綱要》等文件。【13】 隨著《處理中國問題的方針綱要》作為國策文件的地位被確立，「對中國本部政策」也正式上升為日本在「滿蒙政策」之外的國策。
5月26日，齋藤實內閣成立，7月6日，原滿鐵總裁內田康哉擔任外相。為了滿蒙問題而不惜採取「焦土外交」的內田外相，上任之後，圍繞著國際關係中的時局處理方針問題，與陸相、海相進行了多次協商，後經過首相和其他閣僚的同意，8月27日齋藤內閣閣議決定了《從國際關係出發的處理時局的方針》。【14】 它首先規定了日本外交的核心是「採取自主的立場，為實現治理滿蒙而邁進」，並規定沿用犬養內閣3月12日的閣議決定。這就不但繼承了滿蒙政策上的一貫立場，也為不久（9月15日）的承認偽滿洲國奠定了基礎。但這份文件的重點並不在於此，它要規定的乃是日本圍繞滿蒙政策而必須處理的對中國本部的政策，以及對英、法、美、蘇等列國的政策。為此而首先規定的對華政策，提出了將「對滿蒙政策」與「對中國本部政策」區別開來、分別對待的方針；在對中國本部的政策上，雖然在正文中規定的方針是「主要使其發揮貿易及企業市場的性能」，但又規定當前要按照附件甲號的「對中國本部政策」進行處理。該附件則規定「我方要密切注視因近來中國本部的地方政權愈加明顯的分立狀態而帶來的政局演變。對採取比較穩健態度的政權，應盡可能尊重其立場及體面，或者進而採取善意態度，使其有利於我方」；「在情況允許之時，努力謀求與各地方政權之間實際解決各種案件，並避免發生事端」。該附件還規定了日本對於上海方面、沿海及長江沿岸地區以及「山東地方及華北」的不同對策；對於「山東地方及華北」，「萬一該地區治安發生顯著混亂、帝國臣民的生命財產及其他重要權益絕對需要保護時，就應當出兵」。【15】
自從1927年7月田中義一內閣在東方會議上決定的對華政策將滿蒙與中國本土分離的方針【16】以來，日本在九一八事變即將結束之際，由齋藤內閣閣議決定的上述文件，具有承前啟後的過渡意義。如同犬養內閣在滿洲事變期間閣議決定了日本的對滿蒙政策一樣，齋藤內閣閣議決定的這份文件，標誌著在事變之後，日本的對華政策已經完全轉向了「對中國本部政策」。
10月5日，陸軍次官以「陸滿1489號」電報，向天津的中國駐屯軍參謀長通報了閣議決定的上述《對中國本部政策》。【17】 1933年2月23日，內田外相致電駐華各總領事，重新解釋了上述對華政策。他說這不過是把以前的一貫方針，重新以閣議的方式加以決定，陸海軍方面已經貫徹。他還把上述文件中的對華政策內容加以綜合，取消了原先的附件形式，而改稱《處理對華時局的方針綱要》，其要點計有五項。【18】 內田外相的這個解釋，就使得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的「對中國本部政策」，進一步明確而完善起來。
綜上所述，日本政府與軍部在九一八事變期間決定的在「滿蒙政策」之外的「對中國本部政策」，實際上就是日本將繼續向以華北為中心的中國本土進行侵略與擴張的政策，它因此決定和規定了九一八事變以後中日關係的走向。
根據上述內容，我們自然可以認定九一八事變就是日本「十五年戰爭史」的開端。在九一八事變10年之後的1941年，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的前夕，陸相東條英機9月18日在「紀念滿洲事變十週年」的演講中，即宣稱「満州事変」是日本建設「大東亞新秩序」的先驅【19】；外務省條約局在首次編纂的《大東亞共榮圈關係條約》中，亦將1932年9月15日日本承認偽滿的《日滿議定書》 ，作為其「大東亞共榮圈」的第一份條約文書。【20】
二、華北事變前後中日關係的狀況
九一八事變後，中日關係雖在1933年上半年由於日軍發動熱河、長城作戰而一度再現緊張的局面，但隨後的相當一段時期，直至1935年下半年，都呈現了相對穩定的局面。因此，如何認識1935年華北事變前後中日關係的狀況，不僅關係到「十五年戰爭史」的構成問題，也關係到九一八事變與七七事變的連續性問題。
首先就是關於1933年上半年中日關係的定位問題。如上所述，日方由於將「満州事変」的下限定位於1933年5月《塘沽協定》的簽訂，因此戰後學界所述，基本上沿襲了戰前的史觀，即認為這一時期乃是「満州事変」的收尾、終點階段。【21】 筆者雖然並不否定這一時期對於九一八事變的「結束」意義，但重點是要結合研究日軍在熱河、長城作戰期間的「華北謀略」以及分析《塘沽協定》的「啟後」意義，論述其作為日本實施上述華北政策、向華北擴張的開端標誌。【22】 這不但反映了中國學界的一般看法【23】，其實在日方也有不少類似的見解。當時主持與中方談判、簽訂《塘沽協定》的關東軍代表岡村寧次，即認為該協定「是從滿洲事變到大東亞戰爭之間我國長期對外政策中的境界點」。【24】 堀場一雄在其戰史名著《支那事變戰爭指導史》中，通過反省後也認為：「國策越過了山海關，就演變為支那事變。」【25】 日本著名的「十五年戰爭史」專家江口圭一，雖然也將《塘沽協定》作為滿洲事變的終點，但也同時指出：「《塘沽協定》形成了日本以現地軍為先鋒的繼續、擴大侵略的華北分離工作的立足點。」【26】
關於1933年5月《塘沽協定》之後到1935年華北事變期間的中日關係的狀況，日本不少學者認為這是「小康狀態」、「安定化」的時期，這也是有些日本學者否認「十五年戰爭史」的一個重要理由。日方的報告書反映了這一見解【27】，其執筆者戶部良一教授隨後繼續發揮了他的看法。【28】 筆者尊重日方學者的學術見解，但是要補充以下兩點反論：
（一）中日關係「安定化」的中方因素
迄今日本學者所論，基本立足於日方因素，指出在這一時期，日方在「廣田--重光外交」的主導下，壓抑了現地日軍的「獨走」，而致力於探索實現「安定化」，華北當局與日方的現地交涉則是一個模式。作為主宰當時中日關係的矛盾之主要方面，筆者並不否認廣田外相的「協和外交」、有吉明大使的「水鳥外交」等，對緩和中日緊張關係的作用，但也注意到之所以會一度出現中日關係「安定化」的局面，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內」的對日政策和汪精衛--唐有壬--黃郛等親日派的妥協外交，也是相當重要的因素。對於這個問題，中國學界以往長期忽略之，但近年來中國學者發表的大量專著，對此進行了相當深入的研究，可以為證而無需贅述了。【29】
筆者因此想指出的是：在1930年代中期，實現中日關係的「安定化」，並非日方的一廂情願，如果沒有中方的主動和配合，那才是水月鏡花般的虛幻。而如果仔細研究中國資料，可以發現所謂實現中日親善及其高潮，其實更多地倒是中方的一廂情願，而日方的回應則不過是將駐華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這樣一件徒具虛表之形式。對此，筆者曾參閱新近在美國公開的《蔣介石日記》，並結合有關最新資料，論述了蔣介石在發表《敵乎？友乎？
》之後，主動提出對日政策「三原則」來改善、緩和中日關係，而日方則以「廣田三原則」來加以抵制和對抗，終使兩國關係持續緊張到1936年底的歷史過程。【30】
（二）中日關係喪失「安定化」機會的日方因素
與以上問題相關聯，日方學者注意到了「安定化」遭遇的挫折，並認為「安定化」喪失了機會。【31】 關於喪失「安定化」機會的原因，則更多地指出了來自中方的因素，比如中國政府推行的幣制改革等。如同將日本侵華歸因於中國排日、抗日這種倒果為因的邏輯一樣，這個問題大有學術討論的必要。
筆者擬結合1930年代中期日本對華政策的演變過程，作一簡單的考察：1933年初日本開始了新的侵華階段之後，日本政府以9月廣田弘毅出任外相為契機，根據新的國際形勢的變化，在1932年8月27日閣議決定的基礎上，10月由五相會議制訂了《外交方針》之「對華方策」。1934年4月的「天羽聲明」事件之後，外務、陸軍、海軍三省當局，奉命繼續協商其具體政策，並於1934年12月7日決定了《關於對華政策的文件》。該文件不但把上述「對華方策」進一步具體化，而且指導了即將付諸實施的華北政策，因而成為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對華政策基本形成的標誌。 1935年華北事變高潮之際，10月4日，外務、陸軍、海軍三省決定的《關於對華政策的諒解》及其附屬文書，既以廣田三原則敷衍了中國政府提出的三原則，又肯定了去年政策的繼續有效性。這些政策相繼被傳達、貫徹之後，遂成為日本發動、推進華北事變的指導與依據。【32】 對於此過程，1935年4月8日，在日本駐華公使有吉明奉命召集的駐華領事會議上，駐天津總領事川越茂（1936年4月後升任駐華大使）曾在發言中坦承：「年來對華交涉，均集中於華北問題，而本總領事館又適在華北區域內，故參與重要交涉較多……其一切交涉方針及處理方法，均事先得外務省及軍部批准，總領事不過其中負責共同交涉之一員而已。」【33】
日本政府、軍部共同決定的這些政策，在九一八事變之後仍然前後連貫、一脈相承。那麼，所謂「華北事變」的責任、中日關係喪失「安定化」機會的原因等問題，不是已經很清楚的了嗎？就連九一八以後在對日問題上一直唱低調的胡適先生，聞知日本發表了「天羽聲明」之後，也迅速發表文章，指出這是「日本東亞門羅主義的最新綱領」，並認定廣田外相的「協和外交」原來還是內田外相的「焦土外交」。【34】 胡適作為中國的時人和國人的這種認識，應該是深刻而合理的。
三、全面戰爭前夕日本侵華的計劃性
1935年底達於高潮的華北事變，不僅結束了《塘沽協定》以後中日關係的「安定化」局面，而且把此後的中日關係推向了劍拔弩張的高度緊張期，即處於全面戰爭的前夕。日本在二二六政變後，迅速走向了法西斯主義道路，廣田內閣全面確立了以分離華北為中心的對華政策，軍部制訂了1937年度對華作戰計劃；中國在國民黨「五全」大會以後，確立了新的對日政策，在「最後關頭」到來之前，進行了全面抗戰的準備。因此，「華北事變」不但是從滿洲事變到日中戰爭的連接點，也構成了日本「十五年戰爭史」的階段性標誌。【35】
1936年間至1937年上半年的全面戰爭前夕，日本有無對華戰爭的計劃性？這個問題既關係到從九一八事變到日中戰爭的連續性問題，也影響到七七事變的必然性問題的判斷。與日方報告書更多地關注戰前中日之間的各個具體事件的寫法不同，中方報告書更多地立足於中日兩國當局的決策過程與政策和計劃的本身，來論述走向全面戰爭的必然性。由於此事變的發生問題不在本章的討論範圍，筆者主要討論以下兩個問題：
（一）關於日本對華政策的全面確立與再確立的過程
1936年1月9日，參謀本部發表《華北自治運動的演變》，在總結以往華北工作的基礎上，提出了「華北明朗化」的政策目標。【36】 13日，陸軍省對中國駐屯軍司令官發出《處理華北綱要》的指示，進一步明確了華北五省自治的政策。【37】 17日，陸軍省通報駐華官員：外務、海軍方面對於上述宗旨，沒有異議。【38】 以第一次《處理華北綱要》為標誌，華北政策正式成為日本的國策。
二二六政變之後，3月9日，前外相廣田弘毅組閣，4月2日，前駐華大使有田八郎出任外相。隨著「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的恢復，在軍部國策的左右下，廣田內閣的對華政策全面確立下來：8月7日，首先召開的「五相會議」，決定了《國策基準》，規定日本「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地位，同時向南方海洋擴張發展」的根本國策；隨後召開的「四相會議」，決定了《帝國外交方針》，規定了日本的對外政策，關於對華政策的根本方針，則規定參照1935年10月4日的對華政策決定。【39】 11日，廣田內閣的有關各省決定了《對華實行策》【40】，同時還決定了《第二次處理華北綱要》。【41】 上述一系列文件，標誌著日本以華北政策為中心的對華政策的全面確立。
1936年底中國綏遠事件的爆發和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宣告了日本貫徹既定對華政策的挫敗。 1937年1月23日，廣田內閣總辭職。2月2日，林銑十郎內閣成立。3月3日，佐藤尚武就任外相，繼續調整對華政策。 4月16日，外務、大藏、陸軍、海軍四大臣共同決定了《對華實行策》和《指導華北方策》。【42】 此次最大的變化在於對華北的施策，取消了「完成以華北民眾為中心的分治政治」，規定當前的策略主要是進行以華北民眾為對象的經濟工作以及文化工作。【43】 但「佐藤外交」在對華政策上的調整，並未改變前內閣的根本對華方針，並伴隨著5月31日林內閣的總辭職而宣告夭折。
6月4日近衛內閣成立，廣田弘毅再次出任外相。在對華政策上，近衛首相12日說：還是廣田內閣時代的三原則為好；內閣書記官長風見章隨後表示：要採用廣田內閣時代決定的《對華實行策》及《第二次處理華北綱要》（1936年8月11日）。【44】 廣田外相20日在給駐華大使川越茂的訓令中，指示他歸任後，「對佐藤外交之後退色彩予以修正」。【45】 否定「佐藤外交」而回歸到1936年8月廣田內閣的對華政策，就成為近衛內閣在對華政策上的選擇。7月6日，在近衛內閣閣議上，廣田外相認為：日本的對華外交方針，除了毅然推行正確政策之外，別無他途；他的意見，得到了全體閣僚的一致同意。【46】
盧溝橋事變後不久的7月15日，近衛內閣情報委員會發表了外務省編輯、「絕密」標示的「時局宣傳資料」，其中一份《關於對華政策》的文件，共分三部分： 1.對華政策的基調，規定與1934年12月7日外務、陸、海軍三省有關課長之間決定的《關於對華政策的文件》相一致；2.對華三原則，「即1935年10月有關各省決定的所謂對華三原則」，亦即「廣田三原則」；3.對華施策的綱要，則是將上述目標和原則在政策實施上進行的細化。【47】 上述文件，就將七七事變以前日本的對華政策及其繼承關係，進行了最好的總結。
以上所述在全面戰爭前夕，日本對華政策經過「否定之否定」的過程而在盧溝橋事變之際確立的對華方針，難道還不足以證明日本侵華戰爭在決策上的必然性嗎？它因此也成為戰後東京審判對於廣田弘毅判決的歷史證據之一。【48】
（二）關於日軍對華作戰的計劃性
由於近代日本在軍政體制上的特殊性，日本政府主要以外務、陸軍、海軍三省決定的上述對華政策，雖然部分地體現了軍部的意圖，但軍部勢力對政府的決策，未必就是上行下效、令行禁止的，以致經常出現日本學者所謂軍部「獨走」以及「下剋上」的現象。但在問題的另一方面，我們仍應看到日本對華作戰上的計劃性及其與上述政策之間的關聯。
1936年8月，參謀本部制訂了「1937年度對華作戰計劃」，其中規定：在華北，將用8個師團，佔領北平、天津等地，在華北五省作戰；在華中，將用5個師團，一部進攻上海，一部在杭州灣登陸，兩軍策應向南京作戰；在華南，將用1個師團佔領廣州一帶地區。軍令部對此採取了同一步調，規定日本海軍要協助陸軍佔領中國各戰略要地。【49】 據此，日本陸軍在1936年9月開始的對華作戰年度內，將使用14個師團的兵力，而大大超過了上一個年度的9個師團；其中在華北作戰，則由5個師團增加到8個師團。【50】 軍令部繼1935年9月3日制訂的《1936年度帝國海軍作戰計劃》之後，也於1936年9月3日制訂了《1937年度帝國海軍作戰計劃》，以上兩計劃均規定了日本海軍在中國華北、長江及江南方面的作戰計劃。【51】 9月15日，中國駐屯軍根據參謀本部此前的有關計劃，制訂了《昭和十一年度華北佔領地統治計劃書》，於23日上報陸軍省，提出了將要佔領、統治華北的計劃。【52】 參謀本部、軍令部制訂的1937年度對華作戰計劃，雖然屬於例行的年度計劃事宜，但如果聯繫到它們出台的時機、計劃內容的變化以及全面侵華戰爭以後的實際行動，就很難否定它們與日本上述對華政策之間的關聯性了。即使中國駐屯軍的上述計劃書，雖然源於參謀本部1933年9月的文書及該軍1934年3月的計劃，但恐怕也很難區割它與日本政府同時的分離華北政策、為此而增強中國駐屯軍的措施，以及七七事變以後日軍殖民統治華北之間的必然性關聯。【53】
關於七七事變前夕日軍的對華作戰計劃，如果學者們可以找到更多的軍部戰前的機密文書，特別是中國駐屯軍以及關東軍的有關檔案，上述問題相信自可迎刃而解。但遺憾的是，直到目前為止，我們似乎還只能舉出以上三份文書。而同樣更加遺憾的是，由於在戰敗投降前後，日方有計劃、大規模地銷毀了與侵華戰爭有關的大量外交與軍事文書，這就為所有奉行實證主義研究的後世歷史學者們，在現代中日關係史的研究上，留下了永遠的缺憾。【54】 而這種特殊而客觀的「缺憾」情況的存在，就使得我們在研究中日戰爭史上，既不能以「如果」來假設史實，也不能以僅有的材料來輕易斷論，而只能通過關注歷史事實之間的關聯性，來尋求其歷史發展的內在規律和邏輯了。對此方法，我相信日本學者也不會否定吧。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也。」在近百年的歷史上，兩次中日戰爭所給予近代中日關係的影響是重大而深遠的；而第二次中日戰爭甚至影響到了戰後。因此，正確研究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乃是從學術層面解決中日曆史問題的關鍵所在。為此，如何在研究、總結「史實」的基礎上，產生出正確的「史識」，既需要正確的「史觀」，也需要科學的方法。通過此次共同歷史研究，中日兩國的學者應該都有同感。
本文通過對以上三個問題的再探討，筆者的最終見解如下：
就1930年代的中日關係史而言，作為中日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日本的對華政策及其由此產生的對華行動，無疑具有主導的地位和制約的作用。因此，就本文以上所述「從九一八到七七」的日本對華政策與行動的連續性而言，筆者認為中日戰爭不可避免，並因此贊同日本學界的「十五年戰爭史」觀。
但在問題的另一方面，雖然中國人民從九一八那個苦難的時候就開始了局部抗戰而可以籠統地稱為「十四年抗戰史」，不過，考慮到中國局部抗戰的間斷性而非連續性的特點，並從中日民族矛盾的逐漸演變過程來看，即使華北事變使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舉國、全民族的全面抗戰仍然是七七事變以後的事情。筆者因此同意並堅持中國學界傳統的「八年抗戰史」觀。【55】
（作者臧運祜，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注釋：
【1】臧運祜：《九一八事變前後日本的華北謀略》，《北京檔案史料》2001年第3期；又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中日曆史研究中心編《九一八事變與近代中日關係--—九一八事變70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130頁；《九一八事變時期日本的對華新政策》，《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2年第2期。
【2】安井三吉：『柳条湖事件から盧溝橋事件へ : 1930年代華北をめぐる日中の対抗』，東京：研文社2003年版，第27-126頁。
【3】外務省？纂：『日本外交年表？主要文？ 』下？ ，？京：原？房1978年版，『主要文書』第181—182頁，本文以下略稱『主要文？ 』下？ 。
【4】參謀本部第二？ ：「？州事？？密作？日？」，載？ ？正夫ほか？ ：『太平洋？爭への道 ？卷 ？料？ 』，？京：朝日新？社1963年版，第131頁。以下所引該書，均係出自該『日？ 』。
【5】『太平洋？爭への道 ？卷 ？料？ 』，第135-136、144頁。
【6】『太平洋？爭への道 ？卷 ？料？ 』，第144-145頁。
【7】『主要文？ 』下？ ，第185-186頁。
【8】『滿密大日記』昭和七年十四？の1，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圖書館藏。
【9】片？衷：「？洲事變？密政略日？」其三，載小林？夫、？田俊彥？集·解？ ：『？代史？料7·？洲事？ 』，？京：みすず？房1964年版，第320-321頁。
【10】『太平洋？爭への道 ？卷 ？料？ 』，第172-173頁。
【11】『滿密大日記』昭和七年十四？の1，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圖書館藏。
【12】外？省？纂：『日本外交文？ ·？州事？ 』第二卷第一？ ，外？省1979年版，第363頁。
【13】『主要文？ 』下？ ，第204-205頁。
【14】內田康哉？ ？ ？纂委？會：『內田康哉』，？京：鹿？研究所出版會1969年版，第380-381頁。
【15】『主要文？ 』下？ ：第206-210頁。
【16】『主要文？ 』下？ ：第101-102頁。
【17】『滿密大日記』昭和八年二十四？の18，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圖書館藏。
【18】『帝國ノ？支外交政策一件』（松本？？第一？），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外？省？ ？ ：A.1.1.0.10。
【19】？條英？ ：『大？ ？ ？爭に直面して ？條英？首相演？集』，？京：改造社1942年版，第162頁。
【20】外？省條？局？纂：『大？ ？共？ ？第二次歐洲大？ ？ ？條？集』，？京：日本國？
？會、研文社，1941年9月27日。
【21】應該指出的是，日本官方當初並沒有劃定「満州事変」的下限：1931年9月18日柳條湖事件以後，21日，日本政府舉行閣議，決定將此次事件看作「事変」；11月28日，閣議決定把天津事變包括於該事變的範圍；1932年1月29日，閣議又決定把上海事變也包括於該事變的範圍（《公文類聚》第55編，昭和6年第32卷·軍事，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據此，日本陸軍省在1931年9月23日、12月5日、1932年2月5日，分別發出通告，將這些事變一律稱為「満州事変」（『？？？密大日？』昭和六年？洲事？？，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圖書館藏）。
【22】《中日共同歷史研究中方報告書》，第187-188頁。
【23】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日本侵華七十年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十二章第一節；中國史學會等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之十三·抗日戰爭》（四川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一卷「七七之前」；中央檔案館等合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華北事變》（中華書局2000年），第一部分；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年版。
【24】防？ ？防？研修所？史室：『？史？ ？ ·大本？ ？ ？部』（1），？京：朝？新？社1967年版，第338頁。
【25】堀？一雄：『支那事？ ？爭指？史』，？京：原？房1973年版，第738頁。
【26】江口圭一：『十五年戦爭小史新版版』，？京：青木？店1991年版，第74頁。
【27】《中日共同歷史研究日方報告書》，第245-250頁。
【28】？部良一：「日中？爭をめぐる研究？向」，『？事史學』第四十六？第一號，2010年6月。
【29】劉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從九一八到七七》，台北：「國史館」1995年版；許育銘：《汪兆銘與國民政府--1931至1936年對日問題下的政治變動》，台北：「國史館」1999年版；周美華：《中國抗日政策的形成--從九一八到七七》，台北：「國史館」2000年版；李君山：《全面抗戰前夕的中日關係》，台北：文津出版2010年版；楊天石：《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彭敦文：《國民政府對日政策及其變化--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鹿？俊：『中國國民政府の？日政策 1931-1933』，？京：？京大學出版會2001年版。
【30】臧運祜：《蔣介石與中日三原則談判》，《民國檔案》2010年第4期。
【31】？部良一：「日中？？安定化の？會？失（一九三三-一九三七）をめぐって--最近の研究？向から--」，『國學院？ ？ 』第97？第6號，1996年4月。
【32】臧運祜：《七七事變以前的日本對華政策及其演變》，《抗日戰爭研究》2007年第2期。
【33】《日帝國主義侵華之陰謀--日本駐華領事會議記錄》，上海：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1937年印行，第71-72頁。又見杜春和、耿來金整理《1935年日本駐華總領事會議記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編輯部《近代史資料》總第86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頁。
【34】胡適：《「協和外交」原來還是「焦土外交」》，《獨立評論》第98期，1934年4月29日。胡氏此文作於4月23日夜。
【35】對於中方所稱的「華北事變」，日本戰前和戰後的學界一般稱為「華北工作」；最近也有日本學者專門研究了「華北事變」。如，內田尚孝：『？北事？の研究--塘沽？定と？北危？下の日中？ ？一九三三--一九三五———』，？京：汲古？院2006年版。
【36】？田俊彥、？ ？正夫？集·解？ ：『？代史？料8·日中？爭1』，？京：みすず？房1964年版，第128-134頁。
【37】『主要文？ 』下？ ，第322-323頁。
【38】『？ ？密？ 』昭和十一年第七號，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圖書館藏。
【39】『主要文？ 』下？ ，第344-347頁。
【40】『？代史？料8·日中？爭1』，第366-367頁。
【41】『主要文？ 』下？ ，第347-348頁。
【42】『主要文？ 』下？ ，第360-362頁。
【43】『主要文？ 』下？ ，第362-365頁。
【44】轉引自臼井？美：『日中外交史研究--昭和？前期』，？京：吉川弘文？ 1998年版，第227頁。
【45】中國駐日大使館致南京外交部電（1937年6月20日），中華民國外交問題研究會編印《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台北：1966年印，第128頁。
【46】『？史？ ？ ·大本？ ？ ？部』（1），第429頁。
【47】『帝國ノ？支外交政策一件』（第七？），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外？省？ ？ ：A.1.1.0.10。
【48】張效林譯：《遠東國際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之對於「廣田弘毅」的判決書，群眾出版社1986年版，第576頁。
【49】防？ ？防？研修所？史室：『？史？ ？ ·支那事？ ？ ？作？ 』（1），？京：朝？新？社1975年版，第102-104頁。
【50】關於1936年度的對華作戰計劃及其與1937年度計劃的對比，參考『？史？ ？ ·大本？ ？ ？部』（1），第368-370、412-414頁。
【51】防？ ？防？研究所？史室？ ：『史料集 海？年度作？ ？畫』，？京：朝？新？社1986年版，第18-32、48-61頁。
【52】美國國會圖書館制，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日本陸海軍檔案》（縮微膠卷），Reel109，T784，第18798—18857頁。
【53】1936年4月17日，廣田內閣決定加強中國駐屯軍，18日，陸軍省命令該軍實行新的編制：軍司令官為天皇「親補職」、兵力增加到三倍、由一年輪換制改為「永駐制」（『？史？？·支那事？？？作？』（1），第71頁）。關於該文書的考證與研究，參見臧運祜：《關於一份七七事變前夕日軍陰謀侵占華北的機密文書的考論》，《抗日戰爭研究》2002年第3期；永井和：『日中？爭から世界？爭へ』第一章，京都：思文？ 2007年版。
【54】臧運祜：《現代中日關係史研究上永遠的缺憾--關於日本投降前後燒毀文書的情況及其他》，《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
【55】中國的「八年抗戰史」（1937-1945），本來是一個歷史上的慣用語。1980年代以後，中國有些學者提出了「十五年抗戰史」（1931-1945）的說法（如王維禮著《中日戰爭15年及其他》，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並由此產生了一些著作（如胡德坤著《中日戰爭史》，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著《中國抗日戰爭史》，軍事科學出版社1991-1994年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著《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史（1931-1945）》，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版；張憲文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1931-1945）》，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何理著《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到2005年，「十四年抗戰史」似成定論。但是，迄今仍然有相當多的中國學者堅持「八年抗戰史」觀（如劉大年、白介夫主編：《中國復興樞紐--抗日戰爭的八年》，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張振鵾：《抗日戰爭：八年還是十四年？》，《抗日戰爭研究》2006年第1期；王檜林：《論「十五年中日戰爭」與「八年抗戰」》，《抗日戰爭研究》 2009年第1期；曾景忠：《中國抗日戰爭開端問題再研討》，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紀念七七事變爆發70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149頁；章百家：「八年抗戰」更準確，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73577/126205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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