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立此存照：孤立無援的中國
「二十一條」的簽訂，使袁世凱背上一個最嚴重的罪名：賣國。
這一罪名來源於袁世凱死後。在「二十一條」簽訂後的當時，雖然國人--包括袁世凱在內--對日本強加於中國的辱國條款痛心疾首，但理智還沒有完全代替感情。這些理智的聲音包括：既然中國無力和日本進行一場必勝的戰爭，那麼，通過不懈的外交努力，使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在談判桌上大打折扣，使中國沒有遭受到更大損失，已經是一個最好的結果。
在時間上，「二十一條」危機緣起於第一次世界大戰。
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英國對德國宣戰，歐戰爆發。英國政府要求所有協約國成員一致對德。日本是協約國成員，中國還不是。
但對中國來說；歐戰的爆發似乎是從德國手中收回自己領土的好機會。此前十七年，即一八九七年，德國藉口其傳教士在山東被中國人殺害，悍然出兵強佔膠州灣。現在，世界大戰爆發了，戰場在歐洲，估計德國將無暇顧及其在中國的利益。根據史料，民國政府「曾經討論過是否有可能用對德宣戰的辦法，收回德國強佔的中國領土」。也是根據史料，焦頭爛額的德國確實「同中國人商討了把膠州灣交還給中國的可能性」。
歐戰爆發當日，中國很快發表了一個二十四點聲明，宣布自己為非交戰國。聲明的要旨是：交戰各國不得佔領中國領土、領水，或在中國領土、領水進行戰爭，不得利用中國領土作為進攻陣地。通過中國領土的交戰國軍隊將被扣留，通過中國領土的交戰國武器裝備將被沒收。
消息傳到東京，正想藉機趁火打劫的日本政府急忙警告中國：反對中國同德國的秘密接觸，「勸告」中國政府恪守她宣布的「中立」原則。與此同時，八月十五日，日本卻向德國發出最後通碟，限令德國在一個星期之內，無條件地向日本交出德國在中國山東省內佔據的地方，到了期限，沒有得到答复，日本立即對德宣戰。
隨後，日本在它的棋盤上擺出了第一枚棋子：通知中國駐日公使，日本只是在履行對英國的條約義務，日本對中國沒有任何領土野心；但日德交戰，將使中國的某一部分領土成為交戰地區，請中國從日本意欲登陸的各地點，撤走她的軍隊，以避免同日軍發生衝突。日本再次向中國保證：如若中國恪守中立，日本將交還中國所有的一切，包括膠濟鐵路在內。日本外相加藤高明的想法是：膠州領土如果是無代價地弄到手的，那麼就可以及時交還給中國；但如果是以鮮血和金錢為高額代價換到手的，那麼日本就不會輕易地放棄它。
但中國很快就看到：這是日本對中國的欺詐。九月三日，日本在山東登陸，並未直接攻擊德國租借地和它的港口青島，反而向山東腹地進軍。九月二十六日，日本軍隊佔領不在德國管轄範圍之內的濰縣鐵路車站，並且在十天以後，即十月六日，佔據山東省會濟南火車站。中國政府向日本提出嚴正抗議，但立刻被駁回。日本隨後又在所佔地帶施行宵禁，把那些地方當作被佔領的土地。隨後，在十一月的第二個星期，日本攻占青島港口，發生了青島海關的控制權問題。
就在這時，日本向中國提出了「二十一條」要求。
歐戰爆發之前剛剛到任的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在青島陷落之前匆匆返回日本請示。他回到中國後要求同袁世凱會晤。
會見於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舉行。
這次會見，日本公然違背國際外交程序，日置益越過中國外交部，直接向中國總統提出一份包括「二十一條」要求的清單。要求分五大類，詳列從山東和滿洲，直到改組中國的每一個政府部門，包括軍隊和警察在內的種種要求。答應這些要求，無異把中國完全置於日本控制之下。然而，日置益遵照日本政府指令，要挾中國接受全部條件。並警告袁世凱，倘若事機不密洩露出去，定將招致嚴重後果。
日本敢於如此盛氣凌人地提出「二十一條」，有一個直接相關的背景，即此時的中國在國際社會孤立無援。英國、法國和德國完全置身於歐洲戰事，沒有時間也沒有力量來關心亞洲的事情。由於協約國在歐洲吃緊，英國日漸感覺到，它需要日本的援助，因而默許日本對中國施加壓力。俄國也正策劃自己對中國的滲透，因此對日本的行動也不加反對。只有尚未卷人歐戰的美國，對中國表示了些許同情。然而，就連美國也不願因為中國問題而同日本發生對立，她關心的首要事情仍然是歐戰。結果，中國政府無法期望得到任何一個西方國家的幫助。這是日本人手中的一張很有力量的「國際牌」。
據《劍橋中華民國史》載：
「二十一條」提出前，日本老資格的國務活動家們鑑於歐洲自殺式的爭鬥，認為取得一致意見很重要，而各式各樣的壓力集團，卻發出徹底推翻中國政權的叫囂。就連再次流亡日本的孫逸仙，似乎也看到了在日本的幫助下反對袁世凱的新機遇。日本軍方領袖，就更不必說是支持這一主張的了。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外務省不失時機地草擬了「二十一條」，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大隈重信召開內閣會議，於十一月十一日通過了「二十一條」。一丸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駐北京公使日置益將它們面呈給袁總統，並以盛氣凌人的態度做了解釋。他向袁保證，只要中國接受「二十一條」，日本就會對在日本的中國革命黨人和學生加以控制。
可以想像，當袁世凱聽到這樣的「通牒」時，他會是一種甚麼心情？這「通牒」預示著：倘若袁世凱不接受「二十一條」而與日本交戰，他得不到世界上任何一個發達國家的支持，包括所謂的「友好國家」；而且，一旦交戰，他面對的將不是一個、而是兩個敵人：一個是比中國強大得多的日本，另一個是日本將武裝支持的孫中山革命黨。
看來，要與日本進行談判，要在談判桌上打退或者削弱日本的猖狂進攻，袁世凱不得不與野心勃勃的日本人就「二十一條」進行著艱難的周旋。
2．曾叔度（彞進）：《我所經手二十一條內幕》
談判內幕鮮為人知。幸虧一個叫曾叔度的人--時任國務院參議兼大總統府秘書--留下了一部未刊稿本《我所經手二十一條內幕》，使我們後人得以窺探到袁世凱在談判幕後與日本人鬥智鬥法的手段。
談判開始前，就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十九日，日本駐北京公使日置益將「二十一條」面呈袁世凱總統第二天，袁世凱把曾叔度找來，說：「昨天，日本公使帶同翻譯來見我，向我提出要求『二十一條』，並一再囑咐，萬勿洩漏。所要求大無理，令人憤恨。你可去訪問一下我們的日本顧問有賀，密探日本內閣的真正意圖究竟何在？訪問後立刻來向我報告。至於內容，既約定彼此須守秘密，此時我也不便告訴你，有賀一定常與日本使館接洽，但此『二十一條』的內容，他也許真不知道。」
袁世凱說的有賀，全名有賀長雄，具有法學和文學雙博士學位，被袁世凱聘為顧問，月薪三千元，住宅費除外。
曾叔度遵照袁世凱的指示，立即去拜訪有賀。
有賀說：「按照國際公法慣例，只有大使可以直接要求單獨見駐在國元首，公使沒這個權利。還有，元首接見外國大使或公使時，外交首長應一同在座。此次外交首長是否在座，外交首長是否先有所聞，均關重要。甲國對乙國有所要求，那是常有的事情，但國際間通行的禮貌，不能隨便破壞。此事無論內容如何，日本公使不守國際間通行的禮貌，似乎太不對。」
匆匆吃完晚飯，曾叔度又來到有賀寓所，設法套他的話。曾叔度先問他日本方面的政情，有賀說：「日本完全由幾位元老當家，大隈雖任內閣總理，但外交、軍事最後決定，即外交應否決裂，決裂後如何遣兵調將，大權尚在天皇，而其實權仍操之於元老。日本現在的元老，以鬆方侯爵和山縣公爵為最有權，如果這兩個人不允許外交決裂，不允許用兵，大隈內閣一點辦法沒有。」
說完，有賀端出了法學博士的架子，大談日本憲法和與別國憲法的區別。他說：日本統率權完全在天皇手裡，內閣不能過問。
接著，有賀解釋道：「我這麼跟你說吧，日本雖然是君主立憲國，統率大權仍保留在天皇手中，並未與其他統治權一併交給內閣。陸軍大臣、海軍大臣，其實只是陸軍糧台、陸軍司務廳、海軍糧台、海軍司務廳而已。統率大權在天皇，而幫助天皇在那裡運籌帷幄並呈旨述旨的，是參謀本部，而不是內閣。我跟你把話說得過頭一點：內閣總理大臣和陸軍大臣、海軍大臣，根本不能調動一兵一將，讓他們朝甚麼地方開一槍。在英國，只要總理大臣及內閣全體成員同意（當然要得到議會的通過）就能調兵遣將，向外國開戰用兵。而日本不然，日本天皇經過參謀本部的運籌帷幄，上奏以後，已經同外國開戰了，可總理大臣和陸、海軍大臣可能還不知道哩。」
曾叔度聽得雲裡霧裡，不知所云，覺得一點用處沒有。當時，夜已深，他打算明天再回复袁世凱。沒想到，袁世凱已經派人到他家，催他立刻人府問話。
曾叔度見到袁世凱後，把有賀的「日本憲法論」報告完畢，以為和「二十一條」沒甚麼關係，認為不得要領，對袁世凱說：「請大總統容我再向別人去偵探一下，再來報告。」
袁世凱說：「你怎麼能說不得要領呢！聽他的『憲法論』，我已略得要領啦。你以後同他談話後，要立刻回覆我，要緊要緊。」
第二天，曾叔度再人總統府，袁世凱立刻召見，說：「我想叫你再去同有賀談話。我請他馬上回國一趟。他能不能直接見松方侯爵和山縣公爵，把大隈提出的『二十一條』要求，還有他說日本公使不守國際間通行禮貌，直接向一國元首提出無理要求的情形，告訴元老，並打探一下諸位元老的真意。」
曾叔度得令，立刻又去訪問有賀。有賀一聽，讓他回國拜訪元老，頗有難色。
曾叔度說：「『二十一條』內容，我是一字不知。但我看大總統的意思，好像已決定全部駁回，一個字都不能答應。事已至此，你想如果中日真的決裂了，我國固然不利，兵連禍結，但你日本也未必有利啊！」
有賀被說動了，說：「松方候爵、山縣公爵都請我講過憲法和國際公法，倒還都是熟人，我可以回國一趟。」遂決定第二天就走。
曾叔度回報袁世凱，袁世凱立刻開了一個條子，讓他向收支處領取一萬元，送給有賀當路費。並說：「如果看他略有嫌少的意思，你快來告訴我。」
然後，袁世凱把「二十一條」內容約略告訴了曾叔度，命他轉告有賀。
六天後，有賀回到北京，並帶回消息說：「我已經把『二十一條』內容告知松方，並說，日本公使直接向駐在國元首提出要求，有失國際間通行禮貌。松方說：『大隈重信言大而誇，你快回中國告訴袁世凱。滿洲是我帝國臣民用血肉性命從俄國人手裏奪過來的，中國應當給日本帝國在那裡的發展機會。至於滿洲以外中國領土上的主權及一切，帝國毫無侵犯的意思。大隈的要求，是他大隈重信的要求，帝國臣民不見得都支持他的要求！』」
曾叔度把這番話回報。袁世凱大喜，說：「得要領矣，得要領矣。滿洲以外的要求，當然半個字也不能答應他。就是滿洲，俄國所搶去的，他日本都拿去了，他還要想發展，你發展了，我卻癟了！」
很快，袁世凱又派給曾叔度一項棘手的任務，在「二十一條」談判進行中，讓他聯絡日本浪人，就是那些有相當智識而懷才抑鬱的日本人，用大把的金錢，和他們交朋友。這些人，曾叔度過去曾經認識一些，袁世凱就選了他們中的六七個人，每月提供給他們最多五十元最少二十元的津貼。說穿了，就是由中國政府收買日本問諜。這件事情極其機密，除袁世凱和曾叔度外，沒有第三人知道。
袁世凱說：「現在正當緊要關頭，你務必常跟他們聯絡，無論何種情報，是真是假，是虛是實，是大是小，都來報告我，並且你見了他們，應該說甚麼話，也要斟酌。你預先來問我，我告訴你。」
從此，曾叔度擔負此任務，天天和那些日本人往來，竭力搜求日本公使館的內部情形，但他覺得毫無所得。於是把他知道的情況，回報袁世凱，請求解除此項任務。
袁世凱說：「我想知道的，不專指日本使館內部情形，我還要知道日本商民的動靜。例如最近來中國的日本人多，還是回日本的日本人多，還有他們為甚麼要來，為甚麼要走。走的時候是否把家財一起賣盡，有沒有一去不復返的勢頭。他們是否接到日本公使館或領事館的命令勸他們回國，等等。」
曾叔度竭力偵察，得知最近只有兩三家日本人回國，趕緊報告袁世凱，而袁世凱已經預先知道了。袁世凱說：「我另有偵探。但他們只知道誰來誰去，不知其來去的原因，我關注的是這一層，你替我探聽。」曾叔度一再探聽，發現日本僑民安靜如常，毫不驚恐。
又一天，袁世凱叫曾叔度再去與有賀長雄研究憲法，並囑咐他避免談及「二十一條」，尤其一點也不可露出是大總統派他來的意思。曾叔度心中頗覺不快，覺得袁世凱何其迂腐乃爾：現在已經到了甚麼時候，還是「憲法憲法」的，能解決外交問題嗎 ？
袁世凱覺察到曾叔度的不快之意，便說：「我現在想知道的事情，是外交真正決裂後，大隈會採取何種態度，他是否會奏請天皇，立刻派兵來中國。按照日本的憲法，天皇必須准其所請出兵呢？還是可以駁回不出兵呢？關鍵在這個地方！你萬不可在談到這個問題時涉及到『二十一條』，要用旁敲側擊法，叫他就『憲法論』上解答問題。」
曾叔度奉命，又見有賀，稱讚其『憲法論』高明，他個人很有興趣同他研究研究。
有賀說：「在日本，內閣如果請求用兵，必須召開御前會議，諸位元老當然列席。天皇和元老如果不喜用兵，當然可以駁回。這一回，大隈大失敗，他既然敢於提出這樣的要求，就應該先奏請開御前會議，議決如何提出要求，如何讓步，讓步到甚麼程度；如果不讓步而決裂了，採用怎樣的手段，如何用兵？可現在，大隈內閣貿然提出了（二十一條），毫無準備，毫無後盾，天皇不知，元老不知，這他只能靠僥倖成功啦！可國家大事，豈是投機可以辦好的。如果袁大總統在談判中決然駁回其要求，導致兩國決裂用兵，那麼，在日本那邊，沒經過御前會議，日本出兵可否，還必須請示大皇，請示元老。而到這時如果不用兵，就傷了帝國的威信，（內閣）肯定倒閣啦！」
曾叔度問：「如果兩國決裂了，日本再開御前會議，內閣請求出兵，這個是可以的嗎？」
有賀說：「這樣一來，他的『二十一條』中涉及滿洲以外的要求，本非日本帝國本意，他應負責。就是涉及滿洲的各條，也許有不是日本帝國本意者，他也要負責，但有一層，他提出的要求，本非帝國本意，縱遭駁回，帝國之十之八九不至因此出兵。但中國方面若有重大侮辱帝國威信的言語行動，他可以此為藉口激怒天皇、元老，乃至帝國臣民，促使他們用兵。這一層不可不防。總之，他大隈這次的辦法，手段太拙劣。例如『二十一條』中提出的在中國開設醫院，在中國派和尚傳佛教，如果不用這種『要求』方式，這兩件事情都可以辦到。例如日本人在北京開的醫院已經不下十餘所，何嘗有條約上的根據，中國政府又何嘗禁止。但他這一『要求』，反惹起中國人的猜疑。宗教方面的事情也是這樣。西洋都是耶穌教國家，雖然兩國在那裡打仗，可傳教依然如故。佛教流傳中國、日本、蒙古，背後何嘗有印度的兵力。假使以國家的威力來實行傳教，這簡直是多此一舉嘛！這不是我一人的看法，在日本，稍明事理的人恐怕都不以大隈（的要求）為然。其要求條件既拙劣，要求方式又不合乎禮貌，他肯定失敗無疑。」
曾叔度把詳情回報袁世凱。袁世凱說：「滿洲外的要求，我盡量全數駁回。滿洲內的要求，多少答應幾點，而這幾點縱答應了，我有辦法要他等於不答應。不但如此，我還要殺他個回馬槍！我還要向他有所要求。我的回文即將發出。」」
曾叔度聽得糊里糊塗，又不便深問。他對於袁世凱所說的「殺他個回馬槍」，並「反向他有所要求」，不知是甚麼意思。
但袁世凱真的發出了一個「回文」，並讓曾叔度設法打聽日本公使館內部情形。於是驅策那些僱傭的日本間諜竭力偵察，得到報告：「日本使館亂作一團。」使館人都說，萬不料袁世凱敢於如此！日本東京得信後，也很意外，似乎大隈伯爵有受元老譴責之說，但沒有確實的證據。
過了幾天，中國駐東京公使陸宗輿來電，一個被袁世凱以每月五百元僱傭的日本間諜前來密告：「「大隈內閣收到袁世凱的覆文，對袁世凱有這麼大膽子，很是吃驚。而未經御前會議就向中國提出要求，遭到袁世凱回敬一棒，真是狼狽萬狀。不得已上奏天皇，現在已經召開御前會議。」
袁世凱又叫曾叔度去同有賀閒聊，話及日本開御前會議。有賀說：「大隈狼狽情形，於此可見矣。他以為袁大總統不知日本內閣無用兵之權，故敢於不經御前會議，提出激烈要求，以為虛聲恫嚇一番，就可以壓倒袁氏。殊不知你的弱點，袁氏何至研究不到？挨一回馬槍，進退兩難。今日才奏請開御前會議，其狼狽情形，已可概見。但是我請你告訴大總統，果係經過御前會議的要求，則他背後有相當力量，非大限一人私見可比，非虛聲恫嚇可比，或允或駁，那就請大總統決斷罷。」言下之意，似經過御前會議的要求，還是答應的好。不然，就要打仗。
曾叔度把他所說的話報告給了袁世凱。
這時，日本間諜得到金錢的好處，很賣力氣。幾乎每天都有人向曾叔度報告。有一條消息說：東京回電已到日本使館，計有三個方案。先向中國提第一方案，不行，提第方二案；再不行，提第三方案；還是不行，那就與中國決裂。曾叔度覺得，這簡直是胡說八道，根本沒有向上報告的價值。袁世凱一再問及，他才說了。
袁世凱急了，說：「你怎麼知道他們說的沒有價值！在我看來，一句謠言，都有價值！今日之事，猶如打撲克牌，快到最後攤牌的時候了。你以為無價值，錯了！以後，凡有消息，不管是真是假，是虛是實，是大是小，都要報告，不許隱匿。」
但曾叔度似乎還是覺得這是小題大作。有一天，駐東京的一個間諜來了封密函，說他與另外三人，想競選議員，但「競選」就要「運動」，他們的「運動費」缺少十六萬日元，請求中國政府秘密補助。作為回報，他們當選以後，一定彈劾大隈內閣！曾叔度不是政治家，萬不料世界上竟有此奇事，「選舉」必須「運動」，「運動」必須「運動費」，而且四個人，每人四萬，還要把「運動費」向「敵國」請求補助。曾叔度哈哈大笑，以為這些日本人簡直是想入非非，「老和尚撞木鐘」，根本不必理他，也不必報告大總統。
一日，他偶爾向袁世凱談及此事，說「不必理他」。
袁世凱一聽，面現怒色。責備他說：「如此重要的信件，你竟不告訴我！」立電中國駐東京使館給他們如數撥款。袁世凱說：「讓他們吵家務。」
不久，東京大使館寄來日本眾議院記錄若干份，內容是：那幾個請求「運動費」的日本人，真的在議院發言，彈劾了大隈內閣！
又一日，日本間諜來報，日公使館的確接到東京來電了，御前會議依照諸位元老意見，只有一個方案：滿洲以外不提了，滿洲以內也較原方案略有讓步，最重要的是：（一）日本在滿洲內地雜居；（二）日本人得在滿洲租地種地；（三）滿洲警察局須聘僱日本人為顧問。好像就是這麼三條最為重要，要求中國答應不可，不答應就決裂。曾叔度立刻報告袁世凱。
袁世凱說：「真貨假貨，我看一眼就看得出來，這個報告是真的。」
曾叔度說：「或者還能讓步，怎麼知道就沒有第二方案？」
袁世凱說：「我同日本人辦交涉數十年，他們的性情，我知之熟矣。他們性急，喜歡痛快。況且，把這個報告和日本元老松方的意見對照看，大都相符。我看這個報告，最近於真。」
其後果然：日本方面最後放到談判桌上的「二十一條」內容，與這份日本間諜密探來的報告，幾乎完全相同。
「二十一條」談判終於聽到了尾聲。
3．曹汝霖：我與「二十一條」
「二十一條」談判時，袁世凱的幕後功夫，曾叔度《我所經手二十一條內幕》講述清楚了，那麼，談判過程究竟怎樣呢？曹汝霖，民國時的外交次長，談判當事人之一，留下了一份親歷性記錄。
曹汝霖記得，那是在他擔任外交部次長的第二年，即民國四年一月，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徑直向袁世凱交付「二十一條」文本。對這不符合外交程序的行為，袁世凱如此回答：「中日兩國親善是我的夙望，但關於外交事宜，應由外交部主管辦理，這份東西應當交給曹次長帶回外交部，由外交總長與貴公使交涉，言罷，袁世凱把日本公使拿來的文本向桌子上一擱，看也不看。」
但日本公使辭出後，袁世凱對曹汝霖說：「這東西留在這裡，容我細閱。」
第二天早晨，袁世凱召集外長孫寶琦、次長曹汝霖、秘書長梁士詒、政事堂左丞楊士琦到總統府議事。袁世凱說：「日本這次提出的『二十一條』，意義很深，他們趁歐戰方酣，各國無暇東顧，見我國是已定，隱懷疑忌，故提出這個東西，意在控制我國，不可輕視。此條文的第五項，竟以亡韓視我，萬萬不可商議。」
議事結束時，袁世凱說：「你們先回去，我再仔細讀一下。」
又過一天，袁世凱把曹汝霖叫到總統府，他說：「我已逐條細閱批示，你們立刻按照我的批示進行商議。與日本進行談判時，一定要逐項逐條議商，不可籠統並商。」
日本提出的條件共分五項「二十一條」。曹汝霖發現，袁世凱對其逐條用朱筆批示，極其詳細。
第一項：關於旅大南滿鐵路展限問題。袁世凱批示：
這一項源於前清中俄協定東三省會議時，當時清朝政府已允許日本繼續俄國來滿之年限，由日本展續滿期，這一次日本又要重新更定。但將來若能收回，對於年限沒有多大關係，此條不必爭論。
第二項：關於內蒙古東三省路礦、添置商埠問題。
第三項：日本將來把德國青島租地，仍歸還中國，惟在山東德國取得的權益，及膠濟鐵路等，應由日本繼承。
第四項：南滿及內蒙須建設鐵路，吉奉兩省應准日本人內地雜居，及福建省不能讓與第三國，漢冶萍鐵礦鐵廠中日合辦，並開發相連的鐵礦，建浙閩鐵路。
對上述三項，袁世凱的批示是：
關於承認德國利益問題，應雙方合議，何能由日本議定，由我承認，這是將來之事，不必先行商議，可從緩議。
關於中日合辦礦業，可答應合辦一二處，但須照礦業條例辦理，愈少愈好，可留與國人自辦。
關於建造鐵路問題，必須與他國借款造路相同，鐵路行政權，須由中國人自行管理，日本只可允與以管理借款之會計審核權，只是必須要斟酌慎重。關於開商埠問題，必須用我國自主開放的辦法，並應加以限制，以免日本人充斥而來，反客為主。
關於漢冶萍鐵礦廠問題，這是商辦公司，政府不能代謀。
關於浙閩鐵路問題，這事兒須查原始檔案，似與英國有關。
關於要求中國把福建讓與日本問題，荒唐荒唐，領土怎能讓與第三國！
關於要求日本人可在中國內地雜居問題，治外法權未收回之前，不能允以雜居。
日本提出的第五項「希望條件」是：
一、聘用日本人為軍事顧問。二、合辦兵工廠，中日兩國用同一之軍械。三、聘日本人為主要省市警察教官。四、中國小學校僱傭日本教員。五、日本僧人許在中國內地傳
對此，袁世凱批示：
此項限制我國主權，簡直似以朝鮮視我，這種條件豈平等國所應提出，實堪痛恨。日本自己亦覺不妥，故注「希望條件」，不理可也，萬萬不可開議，切記切記（這兩句加朱筆密圈）。
過了兩天，日本駐華公使館人員打電話給曹汝霖，問：「談判何時開始？」」
曹汝霖說：「貴公使根本沒有把文書交給我國外交總長，怎能開始談判？」這是諷刺日方違反外交常規。
第二天，日本公使來見中國外長孫寶琦，面遞文書。孫總長接了文書，稍一展閱，大發議論，將各條一一指摘，加以評論。日本公使笑著說：「貴總長對內容已如此明了，將來商談起來就更容易了。」
這事兒傳到袁世凱耳朵裡，袁世凱不高興了。他說：「我已囑咐不要籠統商議，孫寶琦何以如此糊塗，初次見面就逐條指摘，發議論，以後怎能繼續商議。孫寶琦簡直荒唐，太粗率，不能當此任。」當晚即徵得陸徵祥（時任高等顧問）同意，第二天令陸徵祥擔任外交總長。到一月下旬，「二十一條」談判終於在外交部大樓開始了。出席談判的中方人員是：外交總長陸徵祥、次長曹汝霖、秘書施履本；日方人員是：公使日置益、一等書記官小幡西吉，翻譯官高尾亨。
當日議定：每週談判三次，每次從下午二時開始（從中方提議）；會議記錄不必互相簽字（從中方提議）；會議內容沒有公開發表以前，不能對外洩露（從日方提議）；會議照原條件循序談判，議決一條，再議一條（從中方提議）。
於是開議第一項：關於旅大南滿鐵路展限問題。日本公使說，這一項是既定事實，只是日本接收時，年限已過大半，故請照原約年限，重新更定。
陸徵祥回答：當年（清朝時）東三省會議時，年限已過，貴國全權大使已經應允繼承俄國未滿的年限，何以現在又要重定？
日本公使說：只是重定年限，原則並無變更，希望照允。
雙方略加辯論，這一項就同意通過了。日本公使笑著說：「貴總長真是明白痛快，希望其餘各條，都能這樣的痛快商定。」
第二次會議，即議第二項：關於南滿和內蒙東部問題。
日本公使說：德國在膠澳租地上的所得權益，歐戰爆發後，日本致德國最後通碟時，已聲明要德國無條件讓給日本。等到德國把這一權益讓給日本後，為尊重貴國主權，還要請中國予以承認。至於該項中的租借地（指青島），等到日本向德國取得後，完全交還中國。
對此，陸徵祥回答：日本與德國宣戰時曾經聲明，日本取得德國租借的膠澳全境後，將把該地交還中國，並沒有提到其它權益。
日本公使說：日本攻佔青島，一為協助協約國，一為尊重中國主權領土，故特聲明取得後交還中國。其中權益，自應由日本繼續一併取得，將來（戰後）開和會時，自然還會商定一個適當的處置辦法，所以用不著先向貴國聲明。
陸徵祥說：既然是要在將來和會時商定，那現在不必先行承認，等到和會開時再看情形。
日本公使說：日本取得德國權益，可謂既定事實，現在商定大旨，可免將來再費口舌。
陸徵祥說：攻佔（德國佔領的）青島還有英國參加，不單是日本方面的事。
日本公使說：英國雖參加，但日本出力最多，犧牲最大，如何商定，英國決無異議。
這樣談來談去，中國方面始終不答應。彼此辯論很久，直到散會，沒有解決。
此後再開談判，雙方仍是唇槍舌劍。中方嚴格按照袁世凱規定的「範圍」和「口徑」，與日本交涉，看不出有投降賣國的意思。過去看一些歷史書，好像中國方面在談判中只是一味讓步，但似乎並非如此。
袁世凱要求，每天早晨，曹汝霖必須前來總統府，向袁世凱回報，並接受指示。曹汝霖說，他每天早晨七時到府，都會看到袁世凱已在公事廳等候他，二人同進早膳，曹汝霖先報告昨日談判情形，再討論下次應付方針，有時在早餐時談完了，曹汝霖還要再入總統府向袁世凱請示。因此，每次談判，都是「殫精竭力，謀定後動」。
例如針對日本提出的「福建不能讓租與他國」問題，陸徵祥嚴格按照袁世凱的指示，義正辭嚴地對日方說：「福建為我國行省，何能與他國有讓與行為？貴國提出此案，深為遺憾。」日本公使笑著說：「這是因為貴國有例在先，故請注意。」陸徵祥說：「前政府（指清朝）有此糊塗行為，本政府決無此事。」（後中國自行發表聲明：中國領土，永遠自保完整，無論何省，決不與他國有讓與行為，福建亦不例外。將此聲明抄送日本。）
每當談判進行不下去的時候，袁世凱便命曹汝霖去與日使或小幡交換意見，意在從側面打聽消息，探聽對方真意所在。我們已經知道，這只是袁世凱幕後運作的一個方面，其它運作我們已經通過曾叔度《我所經手的二十一條內幕》得知。總之。袁世凱力圖中方掌握談判的主動權。
但談判終於陷入了僵局。那是在「二十一條」的前四項共「十四條」談判得差不多的時候，一天，陸徵祥在談判後起立致詞。
陸徵祥說：「此次貴國所提條件，我方始終努力尊重貴方意見，均已議定解決，這也是貴公使開誠佈公，得以有此結果，實為兩國前途之幸，謹代表政府向貴公使深致謝意。」
日本公使答言：「貴總長深知兩國關係之切，前途非和平親善不足以增加友誼，顧全大局，至為感佩。但還有第五項的七條，亦希望開誠商議，則兩國親善友誼益臻鞏固，不但為兩國前途慶，實為維持東亞和平慶，務請貴總長諒解此意。」
陸徵祥說：「此次會議，本席已盡最大之努力以酬貴國之願望。至於第五項，本國政府認為，貴國提出此項條件，有損兩國友誼，本席絕對不能應命商議，務請原諒。」
日本公使請求：這第五項內容，不作為條約，只是交換一下意見。陸微祥堅辭不允。日使再三要求，陸微祥義正辭嚴他說道：「此等條件不應對於對等友邦提出，本席無論如何，不能商議，應請貴公使撤回。」言頗激烈。
日本公使說：「為兩國謀永久和平合作，本國政府才提出第五項條件，貴總長說這有礙兩國友誼，實深遺憾。」
於是雙方不歡而散，此後一週之內，雙方誰也不理誰，彼此僵持，瀕於決裂。
此後的一天，日本公使將最後通牒送到中國外交部，交給陸微祥總長時，態度嚴重，不發一言。但陸總長只說了「可惜」兩個字。日方於是一面調動關外軍隊，一面命其軍艦遊戈於渤海灣，並訓令日僑預備撤退，下戒嚴令，盡其恫嚇之能事。
但中方終不為所動。通過袁世凱的幕後運作，日本所提「二十一條」，最後議結者不滿十條，而第五項辱國條件，終於在中方的嚴正拒絕下被迫撤回。對此，曹汝霖說：
日本這次提出「二十一條」，包羅萬象，集眾大成，勢力由東北、內蒙以至閩、浙，權利由建鐵路。開礦產以至開商埠、內地雜居。甚至第五項要求政府機關設立日本顧問，兩國用同一軍械，警察由日本訓練，小學用日本教師，日本僧人到內地傳教。凡此苛刻條件，思以雷霆之壓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遂其所欲，直可亡國。幸我府院一心，內外協力，得此結果，亦是國家之福。世人不察，混稱「二十一條」辱國條件，好像我們在談判中全部承認了，不知「二十一條」之第五項各條，不但辱國，且有亡國可能，已堅拒撤回不議。而所議定者，不滿十條。世人對此交涉不究內容，以訛傳訛，盡失真相。
當然，「二十一條」最後的文本，在中國方面，自是袁世凱批准的。
那天，袁世凱召集各機關首長、參議院議長、府院秘書長、陸軍次長、外交次長等開全體大會，討論日本最後通碟，應否接受。會議開始後，外交總長陸徵祥仍然未到，以電話催請，說他正與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會晤。等候三十分鐘後，陸徵祥到了。於是先由陸徵祥報告與朱爾典會晤情形。
朱爾典說：「今天貴國所召開的大會，關係重大，我國很是關心，特於會前來見。日本因各國忙於歐戰，不遑東顧，提出最後通碟，意在挑釁、恫嚇，袁總統明白內外情勢，不至中他詭計。聽說陸軍總長段祺瑞主張強硬對待，我知他已秘密動員，晚問運輸徹夜不停，已三星期，這明明是在備戰，設若開釁，不堪設想。我與袁總統是三十年老友，不願見他遭此慘運。目前只能暫時忍辱，只要力圖自強，埋頭苦幹，十年之後，即可與日本一較高下。今日之會，重在外交，貴總長應負起責任力爭，不可聽陸軍總長輕率之行動。我這次與貴總長會晤，不比尋常會晤，貴總長若不與我以確實答覆，我不告辭。」說著，英國公使朱爾典聲淚俱下。
陸徵祥對朱爾典說：「今日的會議，由總統親自主持，必能慎重從事。」
朱爾典把他剛才說過的話，又說了一遍。陸徵祥見朱爾典堅定誠懇，便說：「我一定把貴使的忠告，報告給總統與大會，如果他們無視貴使忠告，我一定以辭職而力爭。」
聽陸徵祥這樣一說，朱爾典才告辭而去。
袁世凱聽了陸徵祥的上述報告，很慎重地發言。他說：「朱爾典公使的話，也是為中國前途著想。日本此次提出『二十一條』，尤其第五項各條，真是亡國條件。今外交部歷時四月，開會三十餘次，盡了最大之力，避重就輕，最後，『二十一條』中議決者不滿十條，且堅拒開議第五項，外交部當局恪守我的指示，堅拒到底，已能盡其責任，使日本最後通蝶中，已將第五項自行撤回，挽救不少。惟最後通蝶之答覆，只有『諾』與『否』兩字，我受國民付託之重，度德量力，不敢冒昧從事，願聽諸君之意見。」
陸軍總長段祺瑞第一個發言，表示堅決反對。他說這樣遷就日本，何能立國？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至此，我們必須插入一段史實，因為歷史分明記載著：在袁世凱死前逝後的好一段時間內，真正投靠日本、出賣國權，甚至把袁世凱拒絕的「二十一條」中的許多條款公然「賣」給日本換錢花的，不是別人，正是段祺瑞！而在此時，在討論日本的最後通碟時，竟然也是段祺瑞主張以最強硬態度對待，這究竟是段祺瑞的真心，還是他邀買人心的假意？此時的袁世凱並不知道段祺瑞安的是甚麼心。他說：「段總長之說自是正辦，然亦應審度情勢，量力而行。倘若日本不撤回第五項內容，我的意見肯定與段總長一致。但現在日本既已撤回，剩下的各條，雖有損利益，尚不是亡國條件；只望大家記住，此次承認是屈於最後通碟，認為奇恥大辱，從此各盡各職，力圖自強，此後或可有為，正如朱爾典公使所言。若事過輒忘，不事振作，朝鮮殷鑑不遠，我固責無旁貸，諸君亦與有責也。 」
段祺瑞仍然持有異議。他說，民國肇興，即承認此案，倘各國效尤，如何應付？
袁世凱於是就世界大勢，剖析說明：「我豈願意屈辱承認，環顧彼此國力，不得不委曲求全耳，兩國力量之比較，你應該最明白。」
段祺瑞於是無言。遂宣告散會。
散會後，曹汝霖回到外交部，與同仁商擬覆日使照會稿。大家以為，雖然接受通牒，但中方應駁之處，仍應聲明。於是仔細斟酌，三易草稿，脫稿時已逾深夜四時。
黎明後，曹汝霖攜稿人府，袁世凱已經在辦公廳等候，看上去，好像一夜未眠。
遂定稿繕正，最後由陸徵祥、曹汝霖將稿件送至日使館，將「二十一條」的最後修訂本交給日本公使日置益。其時已在午夜，具體時間是一九一五年五月九日十一時。曹汝霖說：「當時，我心感淒涼，有一種親遞降表的感覺。」
4．評價：日本得到了甚麼？
今天，我們的腦海中雖然已經形成袁世凱「賣國」的「定論」，但實際上，我們中的多數人並沒有看到過「二十一條」的原文本和經過談判簽訂的最後修訂本。通俗而廣泛傳播的歷史教科書似乎認為讀者不需要看到這些，只要接受它們的「定論」就夠了。但讀者真的不需要嗎？重述歷史不僅要忠於歷史，而且要尊重讀者，這是歷史學家最基本的職業道德--尤其在涉及到給歷史人物扣上「賣國」帽子一類重大指控的時候。
第一，所謂「二十一條」通過外交談判和袁世凱幕後的「陰謀運作」，最後簽定的文本實際上只有「十二條」。
第二，原「二十一條」中的第五號共七條，根本沒有簽訂。
第三，原「二十一條」中的第四號全部删除。
第四，原「二十一條」中的第三號共有兩條，删除一條。
第五，剩下關於山東和滿洲的十一條，最後簽訂的條件與原先提出的條件大為不同，不是「留待日後磋商」，就是加進了限制的條件。
應該說，這次談判後簽定的文本，基本實現了袁世凱的願望，這就是他同曾叔度所說的：「滿洲外的要求，我盡量全數駁回。滿洲內的要求，多少答應幾點，而這幾點縱答應了，我有辦法要他等於不答應。不但如此，我還要殺他個回馬槍！」
這個「回馬槍」是：「二十一條」中完全簽訂的幾條，在條約簽訂後，也被袁世凱大多「破壞」掉了。
據曾叔度提供的史料，條約簽定後，袁世凱讓他草擬一個「破壞」辦法，曾叔度還真搞出了一個，內容大致有，（一）破壞中日國民雜居，應該制定一個外僑內地雜居條例； （二）破壞日本人的租地、購地，應該制定一個外僑永租地權條例；（三）破壞日本人可以擔任中國警察顧問的約定，應該制定一個聘僱外人的條例。曾叔度的意思很清楚，在法律手段中寓以限制之意，即能暗中破壞條約。
但袁世凱認為這種辦法太笨。他說：「我已籌畫好了：（一）購地租地，我叫他一寸地都買不到手；（二）雜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屬地，就遇到生命危險；至於（三）警察顧問用日本人，我用雖用他，每月給他幾個錢罷了，至於顧不顧，間不問，權卻在我。我看用行政手段，可以破壞條約，用法律破壞不了。其他各條，我都有破壞之法。」」
袁世凱有個老秘書，聽說了袁世凱要破壞「二十一條」的話，大不以為然，他說：「既然簽訂了條約，就應該重視履行，明知不行，而虛與委蛇，表面允其所要求，暗中卻加以破壞，必為禍根。本應推誠佈公，向日本明言不能應允的原因。如果對方不聽，縱以兵戎相見，彼曲我直，勝敗之數，尚不可知，而我理直氣壯，雖敗猶榮。我的意思本應堅持不允。今既允矣，成事不說，壯士斷腕，聽客所為。白山黑水，暫同棄地，痛定思痛，在關內勵精圖治，待機而動，收復故土，似亦一策。」
袁世凱一聽，斥為書生之見，說：「推誠佈公果能成事，世界早太平了。」
袁世凱籠絡張作霖並鼓勵他在東北「抗日」，就在此時。袁世凱的女兒回憶：
我父親搬進中南海後，一直居住在居仁堂內。他的辦公室，設在居仁堂樓下東頭的一間大房間裡。樓下的西部，是他會客、開會以及吃飯的所在。另外，在居仁堂的前院，還有一處叫做「大圓鏡中」的房子，也是他會客的地方。他在甚麼地方會甚麼樣的客，按看來客的身份以及跟他的關係來區別對待的。例如，一般生客在「大圓鏡中」，熟客在居仁堂樓下西部，最熟的就在辦公室內會見了。如果來客比較有身份，那麼，會見的地方也可能有所改變。但是他接見張作霖卻是例外。張作霖是當時的二十七師師長，他由東北來京謁見我父親。按照他的身份以及他和我父親的關係，是只能在「大圓鏡中」會見的。可是我父親為了表示對他的優遇，卻破例地在辦公室內接見了他。當時辦公室內的北面，安設著一個多寶格子。格子裡擺設著一些古玩器物。其中有一個絲絨盒子，裡面放著四塊打簧金錶。每一個錶的邊上環繞著一圈珠子，表的背面是琺瑯燒的的小人，樣子極其精緻。當時我父親和張作霖分坐在沙發上談話。張在談話的時候，老是瞅著離他座位很近的這四塊金錶。我父親看到這種情況，曉得他是愛上這幾塊錶了，當時就送給了他。我父親在送走了張作霖以後，一路笑著上樓，說明了贈錶的經過，並笑著對家人說：「他真是沒有見過世面。他既然看著喜歡，我就送給他了。」說完了，接著又哈哈大笑起來。我父親自己其實不好古玩，他常說：「古玩有甚麼希罕，將來我用的東西都是古玩。」
袁世凱籠絡張作霖抗日獲得成功。有史料載：針對「二十一條」中「日本人可在南滿買地」的條款，袁世凱秘密制定了一個「懲治國賊條例」：凡未經政府許可，私賣田土與外國人者，以國賊論，殺無赦。這條例未見頒布，惟聞東北軍界及民間皆傳言：確有此不成文法。當時，在東北的張作霖不過只有兵千人，有槍千餘支而已。但「二十一條」簽訂後，袁世凱密派段芝貴僕僕風塵，密赴奉天數次。此後張作霖勢力陡增，以巨金向德國洋行購買槍械，公開揚言：有我在，日本人不敢走出附屬地，東北的一寸土地也到不了日本人手中。我們都知道：後來張作霖因抗日而被日本人暗殺。而在張學良時代，他子承父業，廢止商租章程，人民有以田畝商租者，以盜賣國土論。日本總領事以張學良片面取消兩國所定之協議，提出抗議，張學良置之不理。
袁世凱死後數年，曾叔度去東北。有日本人告訴他說：「我們日本人在東北，被囚禁於附屬地界內，一步不敢出附屬地。」至於向中國人購地、租地，更談不到。日本人受中國各機關聘僱人員，也對曾叔度說：「我等名為顧問，其實絕無人顧，絕無人問。」
《劍橋中華民國史》對中日「二十一條」之簽訂評價說：
以帝國主義開創的先例來衡量，「二十一條」包含的新內容很少；除了滿洲租借期的延長以外，它對於日本在華地位也無太大的意義。「二十一條」與眾不同的地方，在於日本的外交感覺遲鈍和笨拙。全世界，尤其是美國所看到的是：當西方列強專注於其它地方事務時，狡猾的日本在佔中國的便宜。日本外交家們要求保密，結果中國政治家們卻以人所不知的內容為手段，加強世人對日本的警覺和不信任感。一九一五年五月，向袁世凱發出的最後通牒，給日本人感覺遲鈍的畫像填上了最後一筆。它並未使日本得到中國人不願應允的東西，反倒成了後來每年五月二十五日的「國恥日」的象徵。日本為保障自身地位而阻止中國共和民族主義的企圖，反而使這種民族主義發揚光大並指向自己。「二十一條」之所以如此強烈地刺激了中國人以及美國公眾，乃是由於它不合時宜。它是本着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帝國主義相互爭奪的精神制定的，可惜晚了二十年，在中華民國的崛起和美國進步運動興起之後才能出籠。對日本來說，它顯然是取得了一個代價過於高昂的勝利。
5．國恥與黑槍
該怎樣評價袁世凱與「二十一條」的關係呢？ 《劍橋中華民國史》說：袁世凱在「二十一條」談判中「耗盡了日本人的耐心」。但要耗盡對方的耐心，自己一方首先要有耐心，而且這種耐心不是消極的受難，而是積極主動，堅忍不拔，也要使點手段，耍點滑頭。對此，日本人肯定很難受。
就在談判剛剛進行一個月的時候，一九一三年二月十九日，袁世凱接到一個關心他的外國人給他發來的一封匿名信：
閣下：我得到很確實的消息，一項針對你本人的陰謀正在日本公使館方面策劃準備之中。已向使館運入衛隊，所有事情均已準備妥當。請將宮廷戒嚴，各處城牆上應設置駐軍，城門設置護衛並架設機搶，各處門戶設柵欄，準備沙包以防從主要門戶衝入。拖延會招致危險。一個衷心關懷您個人安全和國家幸福的人所寫。
經「確認」，信的筆跡沒有經過「故意偽裝」。這說明，在談判中，日本至少有過這樣的刺殺袁世凱之預謀。倘若日本人確信袁世凱會跟著他們的指揮棒轉動，這樣的「黑槍」還有甚麼必要呢？
民國流傳的許多史料，言之鑿鑿，說袁世凱所以與日本簽定「二十一條」，是因為他與日本人另有密約。說的確切些：袁世凱同意日本的「二十一條」，而日本支持袁世凱稱帝。這純屬胡言亂語，其以訛傳訛，沒有任何史實上的根據。但這指控太過嚴重。對此，就是寫了洋洋數十萬言《袁世凱傳》並以之痛罵袁世凱的陶菊隱先生，也不得不挺身而出，為袁世凱辯誣。他說（譯文）：
袁世凱心狠手辣，才足以濟其惡，關於這一點，就是受到袁世凱厚待的人，也不能為之置辨。然有一事可為袁世凱呼冤，就是外界傳說他與日本人訂立「二十一條」另有密約的事情。實在是沒有這回事情啊！
袁世凱被迫在「二十一條」上簽字後，好多天神志為之不寧。他讓丁佛言撰寫了一本書，叫《中日交涉失敗史》，印刷了五萬册，密存山東模範監獄中。他經常對左右說：「勾踐不忘會稽之恥，最後終於打敗了吳國；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終有肉袒牽羊之一日，到那時，此書就可以問世啦。」
袁世凱還聘請了許多學者和軍事專家，組成「東三省研究會」，蒐集國防材料。這是因為，從朝鮮事件發生時，袁世凱已經洞見日本的野心。
袁世凱在總統任上時，日皇加冕，他僅命駐日大使就近前去致賀，經外交部反覆陳說，說這是日本的非常重典，各國都派專使，我國與日本近在唇齒間，尤其不可忽視，他這才派周自齊前往日本。但日本人得知袁世凱的態度，竟然「婉謝之」，以示報復。
所有這些都能證明，袁世凱與日本沒甚麼密謀。
袁世凱謝世之日，有人在他的書案上發現了他親筆書寫的一句話：「為日本去一大敵，看中國再造共和。」這是他死前留以自挽的話啊！
但「二十一條」的簽定，無論如何，是中國的國恥。對此，身為中華民國的大總統，袁世凱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加痛心疾首。「二十一條」簽訂後，袁世凱向國民公開發表了許多相當於「社論」的文章，要求全國官民不忘國恥，痛定思痛，把國家建設成一個富強的國家，讓這樣的國恥在中國永遠不再發生。但所有這些，都不如他在一次。 「百僚（幹部）大會」上的秘密講話中說的透徹和痛心。他說：
國事粗定，歐戰發生，關係於均勢者甚大。日本利歐戰列強之相持，乘中國新邦之初建，不顧公法，破壞我山東之中立。軍隊所至，四境騷然。官吏見侮之橫，居民被禍之慘，筆不能罄，耳不忍聞。我國受茲痛苦，方以退兵為抗議，披不之省，又提出酷烈要求之條款，其中最為難堪者，曰切實保全中國領土，曰各項要政聘用日人為有力顧問，曰必要地方合辦警察，曰軍械定數向日本來買，並合辦械廠，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韓視我！如允其一，國即不國，牛馬奴隸，萬劫不復。予見此四條，曾向在京文武重要各員，誓以予一息尚存，決不承諾；即不幸交涉決裂，予但有一槍一彈，亦斷無聽從之理。具此決心，飭外交部人員堅持磋商，此外凡損失權利較重者，均須逐字斟酌，竭力挽回。乃日人利用我國亂黨，各處滋擾，而又散佈謠言，鼓惑各國，分遣大枝陸軍，直趨奉天之瀋陽、山東之濟南，海軍亦時在渤海出沒遊戈。因之舉國恐惶，全球震動，不知其用意所在。予以保全國家為責任，對外則力持定見，終始不疑；對內則撫緝人民，勿令自擾，將及四月，持之益堅。彼遂以最後通牒迫我承認。然卒將最烈四端，或全行消滅，或脫離此案；其他較重之損失，亦因再三討論，得以減兔，而統計已經損失權利頗多！疾首癰心，憤漸交集。往者已矣，來日方長，日本既有極大政略，謀定已久，此後但有進行，斷無中止。兼弱攻昧，古有明訓。我豈可以弱昧自居，甘為亡韓之續？處此競爭世界，公理強權，勢相對待，人有強權之可逞，我無公理之可言。長此終古，何以為國？經此次交涉解決之後，凡百職司，痛定思痛，力圖振作……我漢族皆神明之冑裔，詰以斯言，能甘心忍受否？其亡其亡，係於苞桑，惟知亡，庶可不亡，凡百職司，其密志之！此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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