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火器的發展是符合時代進步的，但是國人普遍喜歡走極端，肯定了明朝，那麼否定清朝便再所難免，於是開始普遍流行這樣一種觀點，滿清憑藉弓馬入關，所以在以騎射為本的國策之下對火器不思進取，導致中國近代屈辱的歷史云云，於是滿清再一次成為萬眾唾罵的對象，滿人也再次成為千古罪人，但是事實果真如此麼？
清軍在同明軍的不斷征戰中，雖然知曉了火器的重要性，但是對於導致明軍屢屢喪師失地的車戰戰術自然是不屑一顧，而是根據自己優勢的騎兵隊伍，創造了全新的火器戰法。清軍的火器戰術稱為「九進十連環」。 《清史稿．志一百十四》所載：「康熙……十九年，定每年演放紅衣大砲之期。二十八年，定演砲之製。每年九月朔，八旗各運大砲十位至盧溝橋西，設槍營、砲營各一，都統率參領、佐領、散秩官、驍騎砲手咸往。工部修砲車，治火藥。日演百出，及進步連環槍砲。越十日開操。太常寺奏簡都統承祭，兵部奏簡兵部大臣驗操。各旗演砲十出，記中的之數。即於砲場合隊操演，嚴鼓而進，鳴金而止，槍砲均演九進十連環，鳴螺收陣還營。三十年，定春操之製。每旗出砲十位，火器營兵千五百名。漢軍每旗出砲十位，鳥槍兵千五百名。每佐領下之護軍鳥槍兵、護軍驍騎，每參領下之散秩官、驍騎校，及前鋒參領、護軍參領、侍衛等，更番以從。既成列，演放鳥槍，鳴螺進兵，至所指處，分兵殿後而歸。五十年，定火器營合操陣式。八旗砲兵、鳥槍兵，護軍驍騎，分立十六營。中列鑲黃、正黃二旗，次六旗，按左右翼列隊，將台在中，兩翼各建令纛為表。每旗鳥槍護軍在前，次砲兵，次鳥槍兵，次驍騎。台下鳴海螺者三，以次整械結隊出營。施號槍三，台下及陣內海螺遞鳴，乃開陣演槍砲九次至十次，砲與鳥槍連環無間。」實戰中「每旗鳥槍護軍在前，次砲兵，次鳥槍兵，次驍騎。」槍砲相互配合保持火力持續不斷。
另有一種稱為「百人哨」的陣勢，起於道光年間，又稱「鳥槍三疊陣」，是由明末清初的陣法演變而來。陣中共一百人，第一疊20人使用10把抬槍（一種大型鳥槍，需二人操作，射程和威力大於單兵使用的兵丁鳥槍）；第二疊30人使用鳥槍30支，阻擊百步以外的敵人；第三疊使用刀、矛、弓箭等冷兵器用於護衛、衝殺及近程阻敵。
而這種些法，在清朝的對外戰爭中，不斷地成熟並一一地顯露出來，平噶爾丹的烏蘭布通之戰便是其中最為經典的一場戰例。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厄魯特蒙古準噶爾部酋長噶爾丹，在沙俄策動下，率10萬騎兵，擊敗喀爾喀蒙古土謝圖汗部、車臣汗部、札薩克汗部。 1690年，喀爾喀蒙古三汗部，撤退到內蒙古，噶爾丹以追出喀爾喀部為名，沿克魯倫河東進，越過呼倫貝爾草原，沿喀爾喀河入侵，6月10日，進抵今日蒙邊界烏爾扎會河。康熙聞訊後，組織兵力，親征噶爾丹，率撫遠大將軍裕親王福全為其左路軍出古北口，命安北大將軍常寧為右翼軍出喜峰口。 7月，噶爾丹進至錫林郭勒盟烏珠穆沁旗一帶，與清軍常寧部接戰，清軍首戰失利。噶爾丹乘勝長驅直入，南下到克什克騰旗烏蘭布統峰下，清廷震驚。康熙積極調整戰役部署，命康親王杰書在歸化（今呼和浩特）設防，截斷噶爾丹返回新疆的退路；命索額圖等率兵駐守巴林，堅決扼守巴林橋。命福全、常寧、蘇努、馬哈恩等部速向烏蘭布統集結，並從京畿、盛京、吉林、西安等地抽調勁旅參戰。 7月20日，康熙抵波羅和屯（今隆化），福全揮師10萬，在吐力根河（灤河的上源）一線紮營。《聖武記》記載：「清軍營盤四十座，連營六十里，週二十里，首髮尾聯結，屹立如山」（今有十二座連營景觀）。噶爾丹搶占有利地形，將指揮所設在烏蘭布統峰之上，登高臨遠，臨陣指揮，設「駝城」以戰，史載：「賊騎十萬陳山下，依林阻水，縛駝足臥地，背箱垛，蒙以濕氈，環列如柵，號曰：駝城。士從柵隙注矢發炮，兼施戈矛……」 8月1日清晨，清軍與噶爾丹大戰於烏蘭布統峰下。清軍隔烏蘭公河，設鹿角槍砲，列兵徐進。日中，雙方炮聲震天，殺聲遍野，進擊中清軍右翼軍被河泥水沼所阻，內大臣佟國綱（康熙舅父）率左翼軍循河而上，「猝為賊打中，歿於陣……弟國維率左翼兵，由山腰捲入，蹙襲之」。激戰中，噶爾丹軍以駝城掩護，發射鳥銃。前鋒參領格斯泰飛舞戰刀，單騎「直入賊營，左右衝擊，出而復入者再」，偵得駝城虛實。於是清軍以鐵心火砲，子母火砲猛轟「駝城」，「駝城」斷為二，打開缺口，佟國維乘勢「由山腰繞後橫擊之，步騎爭先陷陣，遂破其壘」，大勝噶爾丹軍。
從烏蘭布通戰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清軍是多麼重視火砲的應用，這次戰役的勝利幾乎完全是通過火器和精銳騎兵相互配合從而取勝的。清朝的火器與騎兵既能夠合力並戰，也能夠各自為戰，野戰騎兵制勝，攻堅則靠火砲轟開缺口，騎兵衝擊，防守則深溝高壘用火器吸引敵軍猛攻，騎兵側後包抄。靈活而有威力的火騎配合，才打下了清朝偌大的一個江山。
【平定張格爾叛亂】
清朝於乾隆年間平定準部、回部後，實行伯克制統治新疆。到了嘉慶年間，當地官吏與伯克勾結，強取豪奪苛剝搜刮，激起了當地信奉伊斯蘭教的居民的強烈不滿。這些官員毫不收斂，甚者有駐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斌靜，荒淫無恥，強徵豪斂，放縱下屬，竟然霸占浩罕商人薩賴占之女，迫使薩賴佔殺女雪恥，鬧得眾議嘩然，回疆群情激奮。
張格爾的祖父布列尼敦在乾隆初年因叛亂被殺（即乾隆平定大小和卓之亂），其子薩木剋逃至浩罕。張格爾即薩木剋次子。因其祖父布列尼敦曾是和卓，張格爾在新疆有不小的影響力。他早年曾在英國勢力下的阿富汗喀布爾求學，成年後妄圖恢復其祖上在天山南麓廣大地區的統治，因而在浩罕一帶傳教收徒，製造事端，伺機回到新疆發動叛亂。
此時英國殖民勢力已滲入浩罕，他們和同樣野心勃勃的浩罕統治者一起慫恿張格爾重返南疆於清朝對抗，自己則從中漁利。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八月，張格爾糾集了三百多人騷擾邊卡，並將圖舒克塔什卡倫城燒毀。領隊大臣色譜徵額帶兵圍剿，張格爾大敗，率三十餘人脫逃出境。斌靜將俘獲的八十餘人全部處死，又激起了回人的憤怒。九月七日，剛剛登基的道光皇帝接獲奏報，惱怒不已，將胡作非為的斌靜革職，發配黑龍江。
逃出國境的張格爾不甘心失敗，多次在邊疆騷擾滋事。道光四年（1824年），張格爾與其弟巴布頂從浩罕糾集布魯特人二百餘人侵擾烏魯克卡倫，殺傷當地官兵三十餘人，游擊劉發恆整隊開槍，擊斃二十餘人，張格爾率殘匪落荒而逃。道光五年（1825年）九月，領隊大臣巴彥巴圖率兵出境搜捕張格爾，為邀功請賞殺害布魯特牧民婦孺百餘人，激怒了布魯特首領汰列克，率兩千人將兩百余清軍圍殺於山谷之中。此事致使本已窮蹙餘生的張格爾得以喘息之機，並迅速積聚了實力，終於在不久之後發動了大規模的入侵叛亂。
道光六年（1826年）六月十四日，張格爾糾集布魯特、安集延（浩罕）等五百餘人潛入南疆，利用自己在當地長期的影響力煽動叛亂。回疆白山派眾群起響應，致使官軍圍剿張格爾失敗，叛亂迅速蔓延，回疆一片混亂。張格爾大舉進攻喀什噶爾，遭到激烈抵抗。鑑於攻城困難，張格爾向浩罕求助，助其攻打西四城（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並約定成功後「子女玉帛共之，且割喀什噶爾酬其勞」，於是浩罕首領默罕默德．阿里汗親率軍隊萬餘人攻打喀什噶爾。不久，浩罕因損失慘重而退兵，殘餘人馬為張格爾收歸，繼續攻城。
道光得知南疆戰火後，任命陝甘總督楊遇春為欽差大臣，率兵五千五百，並調伊犁領隊大臣祥雲保及碩隆武領伊犁兵兩千、烏魯木齊提督達凌阿領烏魯木齊兵四千、寧夏將軍格布舍領兵兩千、黑龍江騎兵一千、吉林兵一千，共計三萬餘人，趕往阿克蘇參與平叛。
八月，叛軍進攻重鎮阿克蘇，與清軍激戰。八月二十二日，大批清軍趕到，叛軍失利。但是，喀什噶爾在死守七十天後於二十五日被叛軍攻破，參贊大臣慶祥自殺。接著，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相繼陷落。佔據西四城的張格爾自封為「賽義德．張格爾蘇丹」，繼續東進，一路上燒殺搶掠，強徵暴斂，激起了各地民憤。
九月，清軍開始反攻。十日，楊芳攻打柯爾坪取得大勝，殲敵三千餘人。道光七年（1827年）初，清軍兩萬兩千人從阿克蘇出發。二月二十三日，在楊阿爾巴特遭遇叛軍。清軍主帥長齡將全軍一分為三，三路進攻，並以槍砲密集射擊壓制叛軍。經過激戰，兩萬叛軍被殲萬餘，三千兩百人被俘。清軍士氣大振。二十五日，在沙布都爾再次擊敗叛軍，殲敵萬餘。二十七日，清軍進攻喀什噶爾的重要門戶阿瓦巴特，張格爾投入十餘萬叛軍死守。第二天，兩軍對陣，清軍以步兵居中，騎兵列於兩翼。步兵施放連環槍砲、噴筒，藤牌兵穿虎衣迎擊叛軍馬隊，使其馬匹受驚陷入混亂。最後清軍騎兵從兩翼包抄，叛軍大敗，被殲近三萬人。二十九日，清軍開始進攻喀什噶爾。張格爾背水一戰，十多萬叛軍傾巢而出，在城外河邊列陣，陣前挖三道溝，並築土岡一道，岡上開洞設槍眼，架設排列英國殖民者所資助的洋槍洋砲。半夜，狂風大作，「撼木揚沙」。長齡認為叛軍佔據地利，人數由遠多於清軍，現天昏地暗，恐四面受敵，因而主張後撤十里。而楊遇春則認為這是「天助我也」，應趁叛軍在昏暗中難辨我軍之時迅速出擊。於是先派索倫兵千人繞到下游牽制敵軍，楊遇春親率人馬在上游搶渡，突然出現在叛軍營壘之外，發炮轟擊，炮聲與風沙並作，天崩地裂。叛軍陣勢大亂，自相踐踏，落荒而逃。此戰清軍殲敵六萬多人，俘虜四千，並且收復了喀什噶爾。
之後，清軍陸續收復了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等地，掃滅殘餘叛軍，並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喀爾鐵蓋山生擒張格爾，將這個分裂國家的叛亂分子押赴北京。道光八年（1828年）五月十二日，道光帝登午門城樓，舉行受俘禮。十四日，張格爾被處死。
從皇太極開始，清朝就非常重視火器的發展與應用，康熙時代在宮內造辦處、景山和鐵匠營設立炮廠，所製槍砲專供皇室和滿八旗之用，還專門建立了裝備鳥槍、火砲的火器營。為平定三藩之亂，康熙特命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製造適應南方地形特點和便於戰場上機動使用的火砲。南懷仁「依洋式鑄造新炮」，並進呈《神威圖說》一書，介紹了西方的製炮理論和方法。在康熙十四年（1675）至康熙末年四十餘年間，僅中央政府就督造或改製神威無敵大將軍、金龍炮、制勝將軍、威遠將軍等各型火砲近千尊。不但數量多，而且種類也不少，乾隆二十一年（1756）頒行的《欽定工部則例造火器式》載有各種火砲共85種，同年的《皇朝禮器圖式》中鳥槍，紅衣炮，子母炮這三樣火器成為了製式武器。清朝關於火器的兵書同樣有不少，比如說薛熙撰的練閱火器陣紀，沈善蒸撰的火器真訣解證，王達權、王韜同撰的火器略說，薛鳳祚撰的中西火法，陳暘撰的砲規圖說董祖修撰的砲法撮要。
可是為甚麼人們總是喜歡以明朝後期的火器普遍應用來責怪清朝不重視火器呢？以至於清朝皇帝說的以騎射為本的這句話變成了清朝火器落後的罪證，可是以上的事例已經證明，清朝根本不是不重視火器的，可是為甚麼清朝末期的火器與世界的差距如此之大呢？這個可以用一句話概括，那就是「國雖大，忘戰必危。」乾隆後期，清朝疆域已經十分穩定，清朝逼沙俄，平噶爾丹，定台灣，並西藏青海，周圍已無敵手，於是文恬武嬉，連騎射為本的祖訓也變成「射箭，箭虛發；馳馬，人墜地」火器方面的研製當然也漸漸荒廢起來，於是本來在明朝就已經落後於時代的中國火器就開始更加落後於世界。可以說清初的鼎盛武功導致了其後淒慘的局面，讓我們設想一下假如沙俄在康熙時代不是爭霸歐洲，而是回過頭來與清朝爭霸東亞，那會是怎樣的局面？如果歷史是這樣發展，清朝的火器發展絕不會僅此而已，中國的火器史也必然會寫下更加濃墨重彩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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