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政緯（海研會）
大清帝國北洋海軍濟遠艦管帶方伯謙（1853-1894）[1]在1894年9月17日的黃海海戰中因為 「臨陣逃跑」、「撞沉揚威」、「牽亂陣型」[2] 等原因被光緒皇帝（愛新覺羅載湉，1871-1908年）下旨處決[3]。方管帶被極速處決前曾經經歷中日甲午戰爭 （1894-1895）中的兩場海戰、執行往來朝鮮以及拯救廣甲艦等任務，因此濟遠艦上服役的德籍洋員哈富門（Gustaff Hermann Hoffman）在甲午戰爭期間的見聞有非常的研究價值，從其存留下來的史料--主要是報章的訪問中，可以作為另類的甲午戰爭的反映，也有助於「方伯謙事件」中的一些疑團作出解釋。
哈富門材料的蒐集和來歷
有關哈富門的資料，除了見於《冤海述聞》的兩句之外[4]，現在留存最廣泛的是John L. Rowlinson （以下簡稱「羅氏」）的著作 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5] 裡面的一段引述的說話。內容大概是哈富門對於濟遠艦在黃海海戰中的表現，主要有以下的數點：第一，濟遠艦作戰的時間；第二，濟遠艦因為火炮損毀無法再戰而退出戰鬥；第三，濟遠艦撤離的時候與另外一艘船相撞，導致他船的沉沒和濟遠船身接近尾部入水；第四，哈富門不認為管帶方伯謙是貪生怕死之徒[6]。
由於此段引文被認為是根據當時濟遠艦上作戰的哈富門的親身經歷寫成，而且對於一向缺乏的濟遠軍艦作戰經過無疑是一手資料，所以此文經常被一眾為方伯謙平反的學者普遍採用，作為同樣對方伯謙鳴冤的《冤海述聞》、《盧氏甲午前後雜記》等文章的佐證，指出方伯謙被殺是冤案、是李鴻章與丁汝昌等一眾北海海軍高級官員推卸戰爭失敗責任的代罪羔羊等等的論點。從某種程度上，方伯謙的遭遇無疑是非常令人同情，可是，單單根據這一小段文字去認定方伯謙管帶被殺無理而不對現在所存的資料進行反覆研究，也並非一種客觀歷史研究的方法。
如果仔細留意羅氏著作的內容可以發現羅氏並非刻意為方伯謙翻案，而是主要探討中國海軍的發展，而且該段章節也基本上討論當時北洋海軍沒有軍事法庭審訊的制度，討論濟遠艦在甲午戰爭中的表現只是純粹一個例證。羅氏引錄該段文字的本意相信是由於該段引文雖然與其主流論調不符，可是由於羅氏不能否定該段文章的真實性，也相信是為了讓更多的史料流出可以給人比對參考而刊登的[7]。再者，羅氏在其著作的引述亦並非來自一手資料，在其注釋之處便可以知道該段哈富門的文章是從日本人井上十吉（1862-1929）[8] 所作的 Japan-China War: The Naval Battle of Haiyang 一書（以下簡稱「日清戰爭」一書）以及英國倫敦出版H.W. Wilson（以下簡稱衛氏）所著的 Ironclads in Actions: A Sketch of Naval Warfare from 1855-1895第二冊之中（以下簡稱「鐵甲艦」一書）摘錄的[9]。幸好此二書仍然存留於世，經過翻查之後，衛氏一書出版年份是在1896年[10]，該書內容是紀錄鐵甲艦自1855年以來所作戰的歷史，所以除了甲午戰爭之外，還有收錄其他國家鐵甲戰艦作戰的歷史。翻查有關甲午戰爭的記載，該段哈富門的文章沒有提及出處，年份日期等也完全欠奉，而且有關濟遠的評價也是負面的。書中宣稱為了對方伯謙公平處理，才特別引述哈富門的說話以作參考[11]。
井上十吉所著的《日清戰爭》卻對於尋找哈富門的材料非常有幫助，此書註明於明治二十七年十二月出版（1894年12月）[12]；對於所收錄哈富門的說話，有充分的說明，指出此乃從上海的Chinese Gazette 一處刊載的；但是必須注意的是：這段哈富門的說話是以註腳附錄的形式刊出，因為該段正文是根據中國的 North China Daily News（字林報／字林西報）[13] 的報導寫出，其內容依然是否定方伯謙的[14]。雖然沒有說明刊登日期，但是根據此書的出版年份，基本可以確定哈富門在黃海海戰結束方伯謙被處決後，即大概在1894年9月尾至1894年12月的兩個月期間，在上海的發表其言論。
翻查當年有關上海出版的刊物，Chinese Gazette（《捷報》）是一份上海報紙，於1894年才成立的報紙[15]，該報1911年停刊，現在已經沒有存留，只有一小部分1900年以後時期的收藏在美國[16]。暫時來說，當時《捷報》哈富門的報導現在最完整的版本僅存於井上十吉的《日清戰爭》一書之中。可是即使現在井上十吉的版本，也是一個不完整的版本，這個可以從其記載的開首隱約看出：
“*Mr. Hoffmann, the Superintending Engineer of the Tsi-yuen, who is the foreigner referred to, has made, however,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in the Shanghai China Gazette:─ “We accomplished the journey (to Tatungkow) in safety, …... ”[17]
此段大概的意思是：濟遠艦上總工程師哈富門先生，就是（字林報）所指的外國人，卻在上海的《捷報》發表了以下的聲明：「我們平安的完成了（到大東溝）旅程……」，明顯井上十吉版本缺少了在 “We accomplished”之前的段落，因為基本上英文文法不會如此作為開首；而且是否整段《捷報》文章就完結在「哈富門認為方伯謙成為了一個秘密陰謀的受害者」一句也值得相榷。
此外，關於哈富門的談話，在別處也有類似的記載，在《中倭戰守始末記》一書之中，其中一段如此記載：
有西人名哈富門在濟遠兵船辦公現已分手將回本國道出滬上小住禮查客寓 詢問戰事者踵接於門哈君答以濟遠船兩次開戰僕均在船中……[18]
根據上文，可以知道該段文字提供了數個值得研究的地方：第一，此段文章無疑是從報刊摘錄出來，編者在該書開首已經交代[19]；可是編者雖然從中文報紙之中抄錄，但從使用的文字可以看出，文章的原本出處絕對不是中文的報紙，否則部會出現「在濟遠兵船辦公，現已分手」等不是一般中文的文法，只有翻譯英文的文章出現誤會，才會有這樣的情況。可能誤將working 翻成「辦公」；將departed譯成「分手」等等，當然，現在無法得知真相如何；第二，從上面文章記載提及，哈富門於黃海海戰後曾經在上海（滬）短暫停留一段時間；而最重要的是，哈富門在上海曾經有很多查詢有關黃海海戰的人，相信其中包括為數不少的記者。
根據上述所得到的資料作出推論，相信當時上海的報章以及其他鄰近地區的報章很有可能亦有類似的報導，經過集中翻查至今仍然存在於1894年9月底至12月底的上海、香港的報章，得出令人滿意的結果：
1894年9月至12月的上海、香港報章哈富門報導列表
報章名稱 報章出版地 刊載日期 附注
Celestine Empire 《華洋通聞》 上海 10月19日 英文報章
週刊
《申報》 上海 10月19日 中文日報
North China Daily News 《字林報》或《字林西報》 上海 10月18日 英文日報
North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te Gazette 上海 10月19日 週報，與《字林報》同一集團，內容也跟《字林報》一樣
Hongkong Daily Press 《剌報》* 香港 10月24日 英文日報
China Mail 《德臣報》* 香港 10月23日 英文日報
Hong Kong Telegraph 《士篾新聞》或《香港電聞報》* 香港 10月24日 英文日報
* 香港的報章均轉載從 North China Daily News《字林報》相關的報導，相信是由於《字林報》率先報導有關的新聞以及考慮到其在上海報業的領導地位
從上表以及收集所得的報導可以證實，哈富門離開北洋海軍以後來到了上海準備回國[20]，這個消息早在他來到上海以前，相信已經給上海的新聞界知道，否則絕對不可能短短數天之間受到多份上海報章的上門採訪；香港的媒體則由於依靠船隻的通訊因而相隔數天才分別轉載相關的新聞。
哈富門的經歷
在以往的資料之中，有關哈富門本人的資料非常缺乏，只有孫建軍先生以及王家儉先生[21]曾經嘗試查證該名洋員，可是由於中文材料有限，所得到的資料仍然很少[22]，甚至未能查出其姓名全名。根據新找出的報刊資料，使到對於哈富門的研究可以伸延到更廣闊的層次。根據其中一份報章的報導，哈富門自己講述其履歷：他是德國人，全名 Gustaff Hermann Hoffmann，於1877年加入中國海軍，在加入中國海軍前曾經效力於德國陸軍皇家太子第一東普魯士軍團（Crown Prince’s 1st East Prussian Regiment）[23]。如果報導屬實，那麼，哈富門來華服役海軍的時間（1877-1894），比同樣東來的德國貴族陸軍軍官漢納根 （1855-1925）[24] 還要早、在華服役時間還要長。可是，哈富門是如何得以來華為中國海軍服務，卻成為一個大疑團。漢納根是通過駐德公使李鳳苞的聘請和天津稅務司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1842-1913）[25] 的影響下來華工作，在北洋海軍的主要工作為興建沿海防禦工事[26]；哈富門倘若於1877年來華服務中國海軍，那麼是何人聘用？1877年即光緒三年，是年劉錫鴻（駐德公使 1877-1878）[27]才剛剛奉旨出使德國，成為第一任駐德公使，即使如此，他最早還是於1877年的下半年到任，是否有足夠時間和權力聘任哈富門成為中國海軍的一員的確令人懷疑[28]。如此哈富門是否還是有別的途徑獲得大清朝廷的賞識？因何緣故參加中國海軍？加入海軍前是否已經來華服務於其他機關？而他究竟在海軍擔任甚麼工作？
在繼續探討哈富門得來歷之前，必須先解決一個極端重要的問題，就是哈富門的中文譯名問題，受到《冤海述聞》的影響，「哈富門」成為了這位德國洋員的中文名。可是事實上，他在官方的文件之中，都是被稱呼為「華甫曼」的，無論是在上奏獎勵他的奏摺之中[29]，還是在請假回鄉的申請裡面[30]。這個問題對於研究哈富門此人造成很大誤會[31]，但由於流傳日久，本文暫時仍然使用「哈富門」一名代稱，懇請各權威人士理解。
根據這些存疑，並根據一些研究前輩的線索，發現哈富門真正加入中國海軍時間為1887年10月，李鴻章購買致遠、靖遠、經遠、來遠四艦的時候；並非如報章所載的1877年[32]。此事緣於李鴻章向德國購買定遠、鎮遠、濟遠的時候，當時由於德國負責運送，卻因為中法戰爭的爆發，導致三隻戰艦因為種種原因無法來華參戰；而且因為拖延太久，船上已聘請的德國水手海員等開支浩大[33]，是故當接收英德製造的致遠、靖遠、經遠、來遠的時候，李鴻章決定仿效接收超勇、揚威的情況，親自派員接收；當時李鴻章決定先派琅威理（William Metcalfe Lang，1843-1906）[34]去兩國驗收，一切妥當後再派鄧世昌（1849-1894）[35]、葉祖珪（1852-1905）[36] 等四百多人接應。特別的是，製造經遠、來遠艦的伏耳鏗船廠，簽約造船訂明為確保可以安全無損運送戰艦到華的責任問題，指定正、副管輪由廠方保薦；加上考慮到本身派出的船員數量不足以及德國大使巴蘭德（Maximilian von Brandt）[37] 聘請德員的請求，決定接收戰艦的時候，要求琅威理每船聘請不多於八位的同國同藉的優秀駕船洋員[38]，特別指明「德船添雇德人，英船添用英人」[39]，以保證公平。
可是，這是表面上的話，實際上這出乎李鴻章意料之外。早在1886年，有關四新船聘請外籍管輪等職已經在中國海軍內部有一輪相當的討論[40]，最終海軍內部還是接受了由琅威理提出的以華員駕駛為主，洋員協助為輔等等的提案[41]，此即上文提及的琅威理親自選聘洋員的定案；可是得知此事的德國船廠以及德國大使巴蘭德，隨即反映激烈，堅持德國新造兩艘艦隻應該由德國船廠選擇駕駛船員[42]，甚至中方提出的德國船廠推薦，交由琅威理挑選的提議也極力反對[43]，主要由於德方非常「歧視」琅威理的英藉身份，認為必定有所偏袒照顧英方利益有關。雖然中國方面後來不斷宣稱應該看待琅威理為「中國水師官」[44]，可是最終出於造船合約所規定，並且德國方面堅持，最終德國新造的經遠、來遠二艦，變成了由德國政府親自出面挑選駕駛管輪，駐德公使許景澄負責訂立合同的情況[45]。中方則仍以琅威理統率四船，但不用理會德造二艦駕駛情況，並且吩咐二艦中國管帶聽從德國洋員建議，以免責任爭議[46]。因此哈富門即參與其中。雖然德國船員由德國政府推薦選派，可是哈富門卻出身陸軍，德國政府是否真正用心選擇優秀，實在非常可疑。
光緒十三年十月左右，即1877年12月，四艘戰艦回到中國廈門，由於是時北洋海面因為嚴冬關係，冰雪覆蓋海面，只能就地訓練過冬，同時裁撤協助四艦來華之洋員，只留下十七員[47]；該十七名洋員其後有四位被遣散[48]，裁撤至十三人，充當四艦的洋員教習[49]。哈富門就在其十三員之中，並且在次年，即光緒十四年（1888）年因為護船來華有功被授以四等寶星[50]。接受勳章以後，由於資料所限，未能追查出哈富門其後的職位變遷，現存的一些文件，只能確定哈富門在1890年7月向丁汝昌提督當面請假半年回德國的時候，已經成為濟遠艦上的總管輪，可是也並非實授；根據當時另外一份丁汝昌的手稿，丁汝昌與羅稷臣 （1850-1901）[51] 相討有關洋員加薪的安排的時候，當時定遠的二管輪是德籍洋員阿璧成 （Albrecht）[52]，可是丁汝昌卻又指出：由於阿璧成是艦上的唯一外籍船員，所以他也是有「洋總管輪」的名目[53]，同樣的例子有當年還是經遠四管輪的區爾[54]；丁汝昌雖然是直接稱呼哈富門為「濟遠總管輪」[55]，可是當時濟遠的華藉總管輪為梁祖全（1889-1894在任）[56]，這可反映哈富門當時的職位是虛銜。
哈富門資料的內容
研究北洋海軍其中一個很大的問題，在於中國方面的資料上的不可靠。無論是官方的電報、檔案，以及私人的著作像《冤海述聞》以及廣甲管輪盧毓英[57]《盧氏甲午前後雜記》，都不能反映出一個真確的事實；甚至中方資料在海軍將士陣亡人數也未有交代。這個問題在當時的日本資料已經有所提及[58]，而當時的中國報章也存在著這一類問題，由於無法確定消息源頭以及牽涉謠言訛傳，所以使用報章資料也需要小心分析；可是，由於哈富門的相關報導，是在上海親身進行訪問，時間也是開戰後的大約三個月，所以相比於其他洋員像戴樂爾 （William Ferdinand Tyler，1865-1928）[59] 年老時候所寫的回憶錄 Pulling Strings in China[60]，以及馬吉芬（Philo Norton McGiffin，1860-1897）[61] 回到美國養傷時期所發表的文章還要可靠。雖然如此，無可否認的是哈富門訪問的本身也牽涉個人主觀元素；而且在研究之中也發現不同記者做訪問的能力也影響著報導的質素，但是根據他的訪問資料與其他現存的史料作出比較，也可以作為解答一些疑團的佐證。
A、濟遠艦在豐島海戰
關於豐島海戰，現時中日雙方都仍然指是對方首先開火[62]，互相推卸責任，中國方面很多學者均引用日本戰艦作戰的意圖，以及浪速（なにわ）上的開炮時間與濟遠艦上回炮的時間作出比較，以證明首先開火是日本戰艦而並非濟遠[63]，而從哈富門的資料上，更加可以反映出首先開火的不是中方。哈富門表示：當時日本艦隻在沒有任何警告之下突然向濟遠開炮，使到艦上非常混亂，因為當時濟遠艦上沒有任何備戰的準備；哈富門說：「當時覆蓋在大炮上的防水布仍然沒有被揭去，也沒有任何彈藥運上（甲板）來，我們過了半個小時才能還火。」[64] 這個說法可以分別從吉野中彈的情況和廣乙管帶林國祥（1851-1908）[65] 的訪問可以作為側證。林國祥於豐島戰爭後接受報章記者訪問，說濟遠受到日本戰艦開炮攻擊之後立刻高速離開，丟下廣乙艦不管[66]，相信由於濟遠完全未有準備，故高速離開希望擺脫日本艦隻的攻擊。後來日艦吉野中彈，砲彈打進艦身裡面的發電機導致其損毀，可是砲彈卻沒有爆炸，日方人員後來發覺砲彈沒有裝入火藥[67]，相信是由於作戰的真正砲彈沒有從濟遠船艙中運出，炮手使用砲台附近的訓練彈砲轟吉野所致。這也可以說明為何日方艦隻的損毀比較輕微。
B、濟遠艦在黃海海戰的數個疑團
1、濟遠撤退的時間
根據哈富門的訪問資料所得，濟遠撤退的時間是在黃海海戰的下午的大約二至三點鐘。根據井上十吉著作的版本，即是引述自《捷報》的報導，濟遠撤退的時間在「二至三點鐘」[68]，可是根據《華洋通聞》，撤退的時間是在三點鐘，可是哈富門亦表示在此之前看到致遠艦和超勇艦沉沒，揚威艦發生大火並且在沉沒之中，來遠艦則尾部著火[69]，而作為當時上海主要報章的《字林報》，則引述哈富門聲稱濟遠的尾炮發射了大約30發。從以上資料比較，如果根據致遠艦大約三時沉沒，而發射尾炮打了三十發，相信濟遠艦離開時間大約在三點左右，可以成為考據濟遠艦撤退時間的佐證。
2、濟遠損毀的考據
從不同的資料之中，都有反映有關濟遠艦損毀的情況，可是這些資料從沒有受傷到嚴重損毀的情況都有。以下僅將部份有關的論述列出：
作者 資料名稱 濟遠艦的損傷描述
旅順總辦道員龔照璵[70] 〈旅順龔照璵效卯急電〉 砲均不能施放，船頭漏水[71]
廣甲管輪盧毓英 《盧氏甲午前後雜記》 損毀嚴重，砲有傾倒[72]
不明 《冤海述聞》 中砲很多，前後大砲失靈[73]
洋員戴樂爾 Pulling Strings In China 大砲被「巨鎚」打壞作為逃走的藉口[74]
洋員馬吉芬 〈鴨綠江外的海戰〉 只有尾砲損毀[75]
可是哈富門的訪問資料卻明顯的推翻其他的版本，與管帶方伯謙在〈旅順龔照璵效卯急電〉的陳述非常相似。其實類似的報導早在《申報》以及抄錄《申報》的《中倭戰守始末記》之中出現，可是由於翻譯過於差劣，根本沒有辦法理解濟遠艦上的損毀，該篇報導如下：
第二次開仗在鴨綠江外海而我船亦出力攻擊至前後砲均被敵砲攻壞方統領始命退回是日十二點鐘後接奉帥令起錨不多時已見倭艦駛來兩軍放砲交攻我船所放之砲甚速連環攻擊略不停止砲位因此受損共放十五生的美敦之砲三十五響機器亦受損不能運動有廿一生的美敦之砲一尊機器亦已損壞砲架不能運動方統領見已如此祇得退回旅順閱六點鐘其餘各兵船始陸續回來[76]
值得注意的是，《中倭戰守始末記》並沒有全部抄錄《申報》報導，而是缺少幾句[77]。如果與哈富門的其中一篇報導作出比較，所反映的情況便非常清楚：
“The Tsiyuan’s guns were being fired very rapidly, and this he believed was the cause of their getting out or order. When about 30 rounds had been fired from the 15-cm. Krupp aft-gun, the carriage went wrong, and the turning gear of the two forward (21-cm Krupp) guns became jammed, so that the platform could not be turned. The Japanese gunners made very indifferent practice, and the Tsiyuan did not receive much damage from them. Thinking he could do no more with his disabled guns, Captain Fong decided to withdrew, and he made the best of his way to Port Arthur, arriving there six hours before the rest of the fleet.”[78]
如果以上文與美國羅氏的《中國發展海軍的奮鬥1839-1895》一書中的井上十吉版本相比便可知道，哈富門一直想表示的是，濟遠艦上的前後大炮在發射時後很可能因為發射過速，尾炮的炮架發射了三十輪就出現問題，而濟遠前部的雙座旋轉砲台不能轉動，此兩種問題導致大炮無法射擊，因此管帶方伯謙決定撤退。而這個說法與《冤海述聞》的說法非常相似，可是《冤海述聞》所敘述則顯然有所誇張。茲引該段文字於下：
濟遠中砲數十處後砲座因放砲不停砲針及螺丁俱震動潰裂致砲不能旋轉前大砲放至數十餘出砲盤鎔化鋼餅鋼環壞不堪用全船各處通語管亦被擊壞 ……[79]
依照如果根據這個損毀程度，是否會出現如洋員戴樂爾的說法，艦上人員使用「巨鎚」打壞大砲作為逃走的藉口[80]？戴樂爾的說法其實存在很大的問題，他的回憶錄在1929年才出版，距離黃海海戰相隔三十多年時間，他的說話必須小心驗證，而且他本人透露在黃海海戰中為定遠大砲「所傷」，當天的艦隊的作戰經過他也表示沒有甚麼印象[81]，甚至就連對濟遠艦上洋總管輪哈富門的存在性也完全失憶[82]。而且濟遠艦大約兩天後即被派去拯救觸礁的廣甲艦[83]，他的受傷雖然不重，但是如戴樂爾本身所說要在數天之內完成檢驗受傷的各艦並且呈交報告，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再者戴氏何來如此權力調查各船損傷亦實屬可疑。雖然戴氏的檢查無疑有令人懷疑的地方，可是他的「巨鎚毀砲論」相信可能有其依據。張蔭麟先生在其1935年的〈甲午中國海軍戰蹟考〉一文錯誤翻譯，使到以後的學術界受到程度不少的誤解。張蔭麟先生在翻譯戴樂爾自傳的時候，將形容破壞濟遠艦上大炮的物件「sledge-hammer」分拆成二字，翻譯成「巨鎚」[84]，後來學術界更曾經出現有文章研究濟遠艦上大炮如何被大型的「巨鎚」擊毀及其可能性[85]；其實「sledge-hammer」這個英文字應該合在一起解釋，因為戴樂爾原本在此句說的是「disabled by a sledge-hammer」[86]，是有特別所指，戴氏認為濟遠艦上的大砲被現今使用作為拆牆用的大槌打壞，當然這事件事實與否，無從確定；不過要損毀大砲為甚麼使用只巨鎚而不使用火藥將之輕微炸燬？
sledgehammers
可是，哈富門的說話卻也證明，艦上的大砲全毀只是指主砲，並非泛指所有火砲。相信當時濟遠艦上的哈乞斯等小型火砲（現今來說是小機砲）依然可以發揮其威力；同時，當時哈富門本身也認為濟遠艦失去了三門主砲就等如喪失了戰鬥力[87]，而當時不少軍事刊物也只註明濟遠艦只有三門大砲，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再者哈富門本身也承認，日本戰艦發砲方向不同，所以濟遠沒有受到很多的砲轟[88]，而在另一方面，哈富門又指出在濟遠艦上有人員傷亡[89]；在未有受到很多的砲擊之下艦體損傷不多，死傷數人而艦上主砲全毀的情況下選擇提早完全撤退戰場退回旅順修理，相信就是當時下午三點鐘濟遠的境況。
有關與揚威艦相撞的問題，則只有井上十吉著作所引述的China Gazette 《捷報》之中有引述，雖然該篇報導原文至今沒有被發現，可是根據僅餘的部分，哈富門認為濟遠艦被撞的原因有以下兩點：第一，他說濟遠艦的損毀主要集中於船尾；第二，撞船以後，有水湧進一個船艙，哈富門和其他船員關上了一些前方的水密艙門。至於為何撞船以及為何濟遠被撞船尾卻並非尾部進水，哈富門卻表示自從離開戰場之後就不清楚外面的情況了[90]。值得留意的是管帶方伯謙回到旅順之後亦稱艦上船頭裂開漏水[91]，是否就代表哈富門記憶錯誤，濟遠艦撞上揚威艦，相信還需要更多史料說明。
C、離職原因
現存的資料有幾種說法，一是在《中東戰記本末》記載，濟遠艦上的「管機西人」(指哈富門)，因為管帶方伯謙兩次作戰逃跑，因此辭職不願意繼續一起作戰[92]；另外的說法是在《冤海述聞》之中，哈富門因為濟遠「船砲俱裂」不能出海，與漢納根爭辯無效之下辭職離船[93]；而美國羅氏的《中國發展海軍的奮鬥1839-1895》著作裡，則指哈富門認為濟遠不再適合出航而離開[94]。這個問題理應在哈富門的訪問內容得到答案，可是，即使根據哈富門自己的訪問，也有不同版本的原因：在一份報章之中，哈富門說因為濟遠艦上的損毀被馬虎地維修，他不願意再跟隨如此境況的濟遠艦，所以他「跟濟遠艦結束了關係」[95]；而在另外的報導，哈富門卻說自己在8個月前，即1894年2月左右就已經提出請辭，而理應在五月一日離職的[96]。這個分別相信與訪問的記者所詢問的問題有關，因此有理由相信哈富門的答覆不會完全一樣。故有可能是哈富門原本應該在5月1日離職，可是由於某種原因繼續留職，而黃海海戰以後因為擔心濟遠艦的損毀程度，所以趁機離開服務了大約七年的中國海軍。
D、哈富門支持方伯謙罪不致死
無論訪問的內容如何差別，哈富門在眾多的訪問之中，都對濟遠管帶方伯謙投信任票。他表示：「濟遠艦勇敢的作戰，方管帶在前後主砲都失靈後才撤退」[97]又形容「方伯謙管帶勇敢而有能力地率領濟遠艦作戰」[98]，也指出方伯謙「在英格蘭學成他的航海技術，並在該地接受嚴格的訓練」[99]等語；也堅持方伯謙撤退的原因乃由於其戰艦失去作戰能力，並非因為方伯謙懦弱怕戰。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上文曾經提及有資料表示哈富門因為不幸遇到如此無能的艦長，而不願意繼續留在濟遠艦服務等語，其實最早是出現在1894年的一篇報章的報導。該報章宣稱其報導經過嚴格的資料搜集而得出，但無可致疑，其文章錯誤不少，而且錯誤根據謠傳指出哈富門的離職的原因。[100] 此後來應即被引用在《中東戰記本末》裡面，成為誤導[101]；哈富門的親身訪問報導則在約兩個多星期後出現，澄清了誤會。
可是，如果認為哈富門乃是盲目支持方伯謙，也絕非事實，在不同的訪問之中，他曾經對記者表示濟遠艦撤離戰場過早[102]，只有接受《捷報》的訪問時，曾經被引述過他認為「方伯謙是一個秘密陰謀的受害者」[103]，而這個論點沒有在美國羅氏的著作中收錄。值得注意的是，現存的一份資料顯示，該份報章極有可能有對方伯謙偏袒的立場，在哈富門訪問之前，香港的一份報章曾經轉載相信是《捷報》有關方伯謙被處決的內容，極富渲染性：
“Reports from the North give us some idea of how this Chinese naval hero died, not in the arms of victory but at the hands of the executioner. On arrival at Port Arthur after he had related his story of the sinking of the four imaginary Japanese vessels and his own chagrin at being signalled by the Admiral to stand out of the fight, poor Fong was strutting about feeling very much a hero and was the cynosure of all eyes, when two soldiers came down upon him from the fort acting apparently under orders of some one high in authority, and the truthful and gallant captain was haled off with his hands tied behind his back. Nobody knew why till it was all over. No explanations were given, and poor Fong, whose true mission in life was paddling a sampan was taken before Admiral von Ting inside the fort for a few moments. When he came out again a gentleman carrying a crooked sword accompanied him, and without a trial or anything else the wretched skipper was decapitated on the spot where, a few moments before, he had tingled the blood of his audience with his stirring story of the battle he had seen fought and won.”[104]
這篇以英雄稱呼方伯謙的報導所屬的報章《捷報》，相信也對哈富門的訪問做了一些手腳：其中一句哈富門明顯表示他曾「一度」不能接受方伯謙被指為逃跑，可是報導的尾段卻將哈富門講話的節錄中斷了，並指哈富門認為方伯謙被殺是有政治陰謀。[105] 究竟這是報章的主觀立場還是哈富門的個人見解，不言而喻。
E、哈富門訪問與冤海述聞的相似性
在前文曾經交代，根據哈富門訪問報導的資料，不難發現其內容與《冤海述聞》某些內容非常相似，例如：
一、哈富門報導與《冤海述聞》同樣，指出濟遠艦在黃海海戰之中陣亡七人，後者更指出艦上傷者有十三人。
二、同樣指出濟遠艦大砲損毀導致無法作戰而撤退，而且損傷問題大致相同，《冤海述聞》則更加詳細列出除了大炮以外艦上的損毀。
三、哈富門離職的原因一致，至少《冤海述聞》的說法跟某些報導一致。
四、最重要的是：哈富門原名並非此中文譯名，他的名字在官方文件之中，是統一的「華甫曼」[106]，只有當時《申報》的報導才採用該名，為後來張蔭麟教授一文中使用[107]。
根據以上四點的支持，於報章等資料裡面尋找，再得出以下數點發現：
一、《冤海述聞》中豐島海戰日船「升白旗龍旗而遁」等情節亦為當時一份報章所報導，時為1894年8月的英文報紙[108]。
二、《冤海述聞》內稱濟遠等艦被日船圈出陣外與李鴻章的一份奏摺類似，該折承認濟遠艦被日艦截在陣外，見致遠沉沒乃逃。[109]
三、《冤海述聞》中的其他兩篇中的〈牙山戰事紀實〉相信由濟遠艦上的航海日誌改篇[110]。
得出如此資料，只能推向一個可能性：《冤海述聞》這篇文章會否大量抄錄當時的報章、奏摺、船員供辭等資料再重新組織剪裁以切合為方伯謙艦長鳴冤的目的？由於該等報章、奏摺等資料都是1894年的材料，而《冤海述聞》則相信最早出現於1895年甲午戰後，時序上絕對否定哈富門報導抄襲《冤海述聞》。從這個論點亦可以探討該文的作者身份。戚其章教授曾經對《冤海述聞》作出詳細研究，他相信作者是經歷濟遠艦兩次作戰而生還的濟遠艦大副何廣成，因為只有他最清楚作戰情況，可以接觸到航海日誌以及受到方伯謙晉升[111]。
可是，根據新發現的哈富門報導資料，相信作者不太可能是何廣成，雖然何廣成在1893年才調入濟遠艦服役，在艦上的數年之間無可能不會不認識當時身為濟遠艦上的洋總管輪哈富門，相信更不會不知道哈富門在官方公文的中文譯名是「華甫曼」。但是在《冤海述聞》卻寫華甫曼的名字為哈富門，這無疑是指出在濟遠艦上官運亨通的何廣成是《冤海述聞》的作者的可能性很低；而且很有可能不會是濟遠艦上的官兵所作，因為艦上官兵在威海衛戰役完結以後都被集中在康濟艦上遣返到煙台，在這之後不太可能有如此能力、資源和時間去搜集眾多報章、奏摺、航海日誌等資料；此外還需要通曉英語，因為當時《申報》不知何故刪減了哈富門支持方伯謙的句子。
那麼誰是真正的《冤海述聞》的作者？雖然沒有證據，經過一些資料尋找，卻出現另一位嫌疑人：長年任職於北洋海軍的營務辦羅豐祿。羅豐祿自從帶領劉步蟾等海軍學生出洋之前相信已認識同省同藉同市甚至可能同鎮的留學生之一的方伯謙[112]，並且曾經因為改動漢納根的電報報告從而為方伯謙開脫，被漢納根發覺事敗後而被朝廷官員奏章彈劾[113] （當然最終此事無任何下文），更加因為被指指使方伯謙家屬到京鳴冤而被當時的直隸總督王文韶 （1830-1908）查抄辦公室，最後也是由於無實質證據指控而作罷[114]。如此眾多袒護方伯謙的行為，加上在甲午戰爭中絲毫無損，通曉多國文字，有其能力、時間、資源、閱歷去寫《冤海述聞》，特別是有能力「作」出方伯謙與眾高層不和的種種原因，更追溯到漢納根構築砲台問題以及丁汝昌建屋問題等的「歷史」問題，加上圖文並茂的鳴冤，雖然無充分的證據，但恐怕羅豐祿的嫌疑很大，亦相信這是何廣成所未必能夠寫到的。
F、其他雜論
哈富門報導還不斷的顯示出一個問題，就是在作戰期間，北洋海軍嚴重受到煙霧彌漫的困擾，這是由於艦隊發炮的時候所產生，問題嚴重至影響艦上的視野，以致無法得知其他船隻的活動。[115] 而在其他的資料之中也有類似的描述，[116]如此嚴重的視線問題，非常不利整個艦隊的作戰。
結語
本文無意為就方伯謙「冤案」延續其抗爭史，而是希望藉著研究濟遠艦上德國藉洋員華甫曼 （哈富門）來華參加北洋海軍後所帶來的種種問題，尤其是他無端的被捲入另一半地球的一個大時代的大事件--中日甲午戰爭進行探討。透過研究華甫曼所得到的相關史料，可以從側面反映出北洋海軍研究的資料還有非常缺乏的地方，尤其是報章史料方面；若非當年日本井上十吉先生對學術的堅持以及美國羅教授研究的努力，相信華甫曼以及不少北洋海軍的史料將會不見天日。由於研究的局限和研究能力的不足，未能完全揭開當時華甫曼在濟遠艦上服役的經過，以及未能全面搜集當時所有中國報章並分析他對管帶方伯謙的評價。除了歐美、上海、香港的地區，會否再能發現更多有關當年戰爭的報章報導？能否再度找出業已散佚的中國報章 CHINA GAZETTE或者更加重要的煙台報章 CHEFOO EXPRESS？相信華甫曼的研究仍然有繼續深入的空間。同樣，許多來華洋員的履歷背景仍是缺乏，還需要更多的研究。
至於方伯謙的問題，透過是次華甫曼的研究，希望帶出「方伯謙事件」的複雜性，這並非純粹對錯的問題，更牽涉當時報章資料的流通性和刪減運用等問題。所以此問題應該更加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對有關史料的來源和其內容上。
附錄：華甫曼訪問資料摘錄
N.-C. DAILY NEWS, THURSDAY , 18TH October , 1894.
(一) 《字林西報》，1894年10月18日
THE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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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VAL FIGHTS: INTERVIEW WITH
MR. G. HOFF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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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G. Hoffmann, who was on board the Tsiyuan during the fight off Yashan, on the 26th of July, and at the battle near the Yaloo on the 17th September, is now in Shanghai on his way home, having resigned his position as Chief Superintending Engineer in the Chinese navy. Yesterday he was seen by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N.-C. Daily News, to whom he gave some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fights in which the Tsiyuan had taken part.
In regard to the encounter of the 25th of July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he distinctly states that the Japanese were the aggressors, three Japanese vessels meeting the Tsiyuan and opening fire without giving any notice, although war was not declared until the 1st of August. The Tsiyuan and Kuangyü left Yashan at about half-past four on the morning of the 25th of July, shaping a course for Weihaiwei. At about half-past eight o’clock Mr. Hoffman’s boy told him that three Japanese vessels were in sight. Looking through the window on the port side he saw the Japanese men-of-war, about 45 degrees to the fore, coming on in single line. The first was the Yoshino, but the others he did not know. They came on, and as soon as the leader was abreast of the Tsiyuan the three simultaneously opened fire. Everything was then in confusion on board the Tsiyuan, as no preparations had been made for a fight, the sea lashings being on the guns, and no ammunition being up. It was about half-an-hour before the Tsiyuan could return the fire. The Tsiyuan had her steering gear badly damaged, and the two unknown Japanese vessels went off in pursuit of the Kuangyü and Tsaokiang, the latter of which was captured, whilst the former was run ashore. For quite an hour the Tsiyuan fought the Yoshino, compelling the latter to withdraw with a good deal of damage. After effecting some sort of repairs the Yoshino again started after the Tsiyuan, firing some shots which went wide of the mark. At about half-past twelve the Yoshino came within 800 or 900 yards, and made preparations to discharge a torpedo. Meanwhile the Tsiyuan was circling round at full speed, keeping her broadside from the Japanese vessel, thus rendering futile an attempt to use a torpedo. The Yoshino approached closer still, whereupon the Tsiyuan’s aft gun, 15cm. Krupp, fired three rounds at her, hitting the Japanese vessels near the bridge and inflicting great damage. Upon this the Yoshino drew off towards the shore, and the Tsiyuan resumed her journey to Weihaiwei. Mr. Hoffmann speaks highly of the working of the Tsiyuan, and he thinks it very creditable that she not only escaped from the superior Japanese force but inflicting considerable damage upon the Yoshino as well. There were 13 killed and 23 wounded on the Tsiyuan and it was an unfortunate fact that there was no doctor on board, nor any provision made in the way of bandages. From Weihaiwei the Tsiyuan went to Port Arthur to repair, remaining there about three weeks.
Mr. Hoffmann’s account of the battle off the Yaloo on the 17th of September is noteworthy as being the first direct testimony we have yet had as to he doings of the Tsiyuan on that day. It will be readily recalled that her commander, Captain Fong, had been decapitated for cowardice on that day, but Mr. Hoffmann’s testimony tends to mitigate the weight of the accusation against the unfortunate officer, if it does not clear him altogether from blame. Mr. Hoffmann declares that the Tsiyuan fought with courage, and it was not until her fore and after guns were disabled that Capt. Fong withdrew. The only question was whether he withdrew at too early a stage. Mr. Hoffmann says that at about midday on the 17th of September orders were given to get up the anchor, soon after which the Japanese came in sight and the fighting began. It was soon very difficult to make out what was going on. The Tsiyuan’s guns were being fired very rapidly, and this he believed was the cause of their getting out or order. When about 30 rounds had been fired from the 15-cm. Krupp aft-gun, the carriage went wrong, and the turning gear of the two forward (21-cm Krupp) guns became jammed, so that the platform could not be turned. The Japanese gunners made very indifferent practice, and the Tsiyuan did not receive much damage from them. Thinking he could do no more with his disabled guns, Captain Fong decided to withdrew, and he made the best of his way to Port Arthur, arriving there six hours before the rest of the fleet. His action was soon disapproved of, and when some of the damage sustained by the Tsiyuan had been hastily repaired, Capt. Fong was ordered to Tailienwan Bay to take the guns off the stranded Kuangchia, in which he did not succeed. Mr. Hoffmann refused to go in the ship in her then condition, and his connection with her ceased. Seven men were killed on the Tsiyuan during the fight. Though admitting the seriousness of the guns being damaged, Mr. Hoffmann yet believed that Captain Fong made a mistake in leaving too soon. An enquiry was subsequently held into the case, the result of which was that Captain Fong was beheaded. Mr. Hoffmann did not see the execution, but hearing something about it he ran round Fong’s house. When he reached there, Fong had been decapitated. The men of the Tsiyuan stitched the head on to the body, washed and dressed it, and placed it in a coffin.
In the course of conversation Mr. Hoffmann readily admits the serious blow the Chinese navy received in the battle off the Yaloo, although he can hardly believe that the Japanese escaped so lightly as they represent. Though the Chinese vessels that remain form a force to be reckoned with, Mr. Hoffmann regards them as sadly handicapped by the overwhelming strength which the Japanese can bring against them, and for this reason he cannot understand why the Peiyang squadron is not reinforced by the vessels from the South, which would certainly be of some as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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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華洋通聞》，1894年10月19日
CELESTINE EMPIRE OCTOBER 19, 1894.
THE YALOO NAVAL BA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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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ERIENCE OF AN EYE-WI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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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UTH OF ABOUT THE CHINESE SAILORS.
There arrived at Shanghai on Wednesday, (the 17th Oct.), a German gentleman who was formerly an officer in the Chinese Imperial Navy, and who was on board, carrying out his duties on a Chinese war-vessel at the Yaloo River naval battle.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Shanghai Mercury had the pleasure of an interview with this gentleman on Wednesday afternoon, when he related to the following particulars:─
Mr. Gustaff Hermann Hoffmann, the officer in question, said he first joined the Chinese Navy in 1877. Previously he had served in the German Army in the Crown Prince’s 1st East Prussian Regiment. Up to he had been the Superintendent Engineer on board the Tsi-yuen. He said that on the 25th of July last the Tsi-yuen, with the Kwang-yü, came from Yashan bound for Wei-hai-wei. When near Shopiaul Island about 8.30 in the morning, three Japanese Vessels, men-of-war, were sighted. One of which proved to be the Yoshino. The Yoshino came up with the Tsi-yuen and firing commenced from both sides. The other Japanese vessels engaged Kwang-yü, while the third pursued a Chinese wooden-dispatch vessel which had put in an appearance. At half-past one the Yoshino drew off, and left the Tsi-yuen, which proceeded on her way. The wooden dispatch-vessel was sunk. The Yoshino later approached and recommenced firing. The Tsi-yuen had then been considerably damaged, and had lost 13 men. The Yoshino steamed up very close, as if she was trying to torpedo the Tsi-yuen. As she came closer the Chinese vessel opened fire with her heavy 15 cm. Krupp guns aft, and the Yoshino was badly damaged. At length the Yoshino drew off and turned back. The Kwang-yü had only small quick-firing guns, and having exhausted her ammunition, she was run aground by the Captain on an island. The Tsi-yuen then returned to Wei-hai-wei, and after a few days, received orders to go to Post Arthur for repairs. At Port Arthur there arrived later the rest of the fleet, the Ting-yuen, Chen-yuen, King-yuen, Lai-yuen, Chie-yuen, Tsi-yuen, Ting-yuen and Chan-yuen and Yang-wei, with two torpedo boats. These vessels were engaged in transporting troops and convoying transports, troops being taken from south of Port Arthur. On the 15th September, the Tsi-yuen left Port Arthur, and on the 16th the vessel anchored with the rest of the fleet at the mouth of the Yaloo River.
THE YALOO BATTLE
About 11 o’clock that day orders were received from Admiral Ting to steam up and for the fleet to mobilise, as Japanese cruisers had been seen in the vicinity. The Japanese fleet was seen approaching and about noon; the Chinese fleet steamed out to meet the Japanese fleet ─ in a V shaped formation, the flag-ship and Cheng-yuen being nearest the enemy. Admiral Ting and Major von Hanneken were on the flag-ship. At about one or two o’clock the fleets opened fire upon one another. The Japanese advancing in two parallel lines. That firing continued incessantly on both sides for about three or four hours. Mr. Hoffmann, who was on deck part of the time, could see little of what was going on as the smoke was very dense. But the Chinese firing was steady and undoubtedly effective. The Japanese could make no impression against the two large Chinese ships in the van. When the firing began to ceased and the smoke cleared away, it was found that Chih-yuen and Chêngyeun, were sunk and Yang-wei was burnt and sinking. The Lai-yuen was burnt out aft. About 3 o’clock the Tsi-yuen had all her guns disabled and the Commander, Fong Peh-kien, decided on quitting the scene of battle, and steamed out of the engagement for Port Arthur. Port Arthur was reached by the Tsi-yuen next morning at 5 30. Eventually the Japanese ships drew off from the Chinese, and the Chinese vessels which were left returned to Port Arthur the day following the engagement at about 10 a.m. There returned of the Chinese fleet that had left:─ the Tingyuen, the Chengyuen, Chinyuen, Tsiyuen and Pingyuen. These ships were at once started to be repaired. Two days later the Tsiyuen, after repairs left to tow the Kwangyü from the island where she had grounded, but was unsuccessful. Mr. Hoffman left the Tsiyuen before she left on that voyage. Speaking of the Chinese sailors, Mr. Hoffman said the crews of the men-of-war were most good. Many of the officers─even those who had not received European instructions─ were brave and very capable in performing their duties. The reports concerning the Chinese sailors have to be beaten to stick to their posts was all nonsense. They fought well and fearlessly, and Mr. Hoffman saw Chinese gunners stepping up to the guns bravely to supply the places of those who had been killed beside them. The sailors, in the midst of the excitement of the battle, obeyed orders promptly and well. The firing on the Tsi-yuen was by no means wild; it was steady and must have been terrible effective. There were seven Europeans during the battle, three of whom were engineers. In concluding, Mr. Hoffman was of opinion that the Chinese had excellent naval officers, as far as courage and obedience went; many were good navigators. If the Chinese fleet, the Yangtze, Foochow, and Canton squadrons combined with the reminder of the Northern squadron the Japanese could be easily mastered at sea. Fong Peh-kien, the commander of the Tsi-yuen, who was beheaded for leaving the engagement, was described by Mr. Hoffman as being a courageous and able officer. He had learned his navigation in England where he had also received a thorough training. His ship’s guns were disabled, and it was useless for him to remain in the engagement. Mr. Hoffman sent his resignation 8 months ago, and should have left the service on the 1st of May last. He proceeds to Germany. He has met a number of Europeans while coming down, who were going to join the Chinese Navy.
(三) 《申報》，1894年10月19日
申報 光緒二十年九月廿一日 (1894年10月19日)
紀濟遠兵船兩次開仗情形
○有西人名哈富門在濟遠兵船辦公現已分手將回本國道出滬上小住禮查客寓詢問戰事者踵接於門哈君答以濟遠船兩次開戰僕均在船中第一次在兩國尚未宣戰之前天明時從牙山出口與廣乙操江同行將近九點鐘時侍者告以有日艦三艘遠遠駛來一係吉野餘二艘不辨何名此時兩國尚未宣戰不虞其有戰事一切均未預備忽見日艦開砲我船趕緊預備將砲架裝好已閱半點鐘見日艦分作三起一與我船鏖戰一與廣乙一與操江相搏後廣乙擱淺操江被擄我船戰至一點鐘時吉野受我砲彈小有損傷展輪逕去待修理後重又折回與我船奮力攻擊我船運砲之機器被砲彈擊壞俄而船首之機器亦壞不能施砲遂回威海此役濟遠船上死十三人傷二十三人因並未預備戰事故醫生及醫傷之藥均未帶去及回威海旅順始得俏醫診治並修理被損之器此第一次開戰情形也第二次開仗在鴨綠江外海而我船亦出力攻擊至前後砲均被敵砲攻壞方統領始命退回是日十二點鐘後接奉帥令起錨不多時已見倭艦駛來兩軍放砲交攻我船所放之砲甚速連環攻擊略不停止砲位因此受損共放十五生的美敦之砲三十五響機器亦受損不能運動有廿一生的美敦之砲一尊機器亦已損壞砲架不能運動方統領見已如此祇得退回旅順閱六點鐘其餘各兵船始陸續回來我船雖受傷並無大礙回旅順後先行修理俟修竣即至大連灣欲將廣乙船上之砲取出未能如願我於此時業已離船當日在鴨綠江開戰我船死七人方統領退回時未免太早及回去上憲詢明情節欲將方統領正法我聞此信即至方統領住處欲圖一見及至其處方統領已身首異處矣後由船上水手將屍首縫合納入棺中是戰倭艦受傷不少此第二次開戰情形也惟不知南洋各兵船遲延觀望不赴北洋會合一處力剿倭人誠有索解而不得者
[1] 此乃根據方伯謙所著的《益堂年譜》所出。譜中記載方伯謙於咸豐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生。載於王宜林：《甲午海將方伯謙》，(北京：海潮出版社，1997)，頁238。初步判斷此日期可信。
[2] 詳細見〈前飭丁汝昌查明海軍接仗詳細情況回電. 二十三日酉刻〉，載於中國史學會主編，《中日戰爭》第三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0)，頁129-130；在此不作多餘引述。
[3]〈軍機處電寄李鴻章諭旨一〉，《中日戰爭》，第三冊，頁118-119。
[4] 《冤海述聞》最早出現於1895年，戚其章教授曾經詳細研究過其出處，本文使用在方伯謙故居的抄本，其內容也刊載於中國史學會主編的《中日戰爭》第六冊之中。該兩句是：「濟遠總俥洋員哈富門以船砲俱壞 無所禦敵 力爭於漢納根 不廳 遂辭總俥之職 不與行」，載於《冤海述聞》方家抄本，頁15-16
[5] 此書中文翻譯本為海軍軍事學術研究所於1993年出版的《中國發展海軍的奮鬥 1839-1895》，由蘇小東、于世敬翻譯。本文採用的是英文原版。
[6] John L. Rawlinson, 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194
[7] 同上，頁192-194
[8] 井上十吉 (Inouye Jukichi) 是1873年日本派去留英學生，參陳瑋芬：〈西學之子──容閎與新島襄的異國經驗與文化認同〉，《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三十期，2007年3月，頁255
[9] Rawlinson, 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p. 128
[10] H.W. Wilson, Ironclad in Action: A sketch on Naval Warfare from 1855 to 1895,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and Company Limited, 1896), p. V (front page)
[11] 同上，頁99-100
[12] Jukichi Inouye, 井上十吉 The Japan-China War: the Naval Battle of Haiyang. (Yokohama: Kelly and Walsh Limited, 1894), last page.
[13] Frank H. H. King eds, A Research Guide to China-Coast Newspapers, 1822-191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77; 《字林報》乃當時上海其中一份英文報紙
[14] 同上，頁15-16
[15] 從這份報章賣的廣告可以知道，它是每天下午5點45分出版的一份上海日報，參考 Peking and Tientsin Gazette, 27th Oct 1894.
[16] King eds, A Research Guide to China-Coast Newspapers, p. 89,179; 由於King 的著作只包括歐美，是否真的完全缺失暫時無法肯定。
[17] Inouye井上十吉, The Japan-China War, p. 15
[18] 闕名編：《中倭戰守始末記》，(臺北縣永和市：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頁44。
[19] 同上，頁2,8。
[20] 此舉無法理解，可能由於當時渤海一帶已經進入戰爭狀態，天津煙台等港口船隻航班可能受到影響有關；亦可能由於上海有直接來回歐洲的航班有關；很多大清國駐外公使都是從此上海出發，抵達歐洲，如郭嵩燾、曾紀澤等，參曾紀澤、李鳳苞：《使歐日記》，(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8)，頁2-3。
[21] 王家儉先生長時間研究北洋海軍洋員，眾多北洋海軍洋員資料均出自其手，參考王家儉：《李鴻章與北洋艦隊: 近代中國創建海軍的失敗與教訓》，(台北：國立翻譯館，2000)，頁407-416，以及王家儉先生的《洋員與北洋海防建設》，(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一書。
[22] 孫建軍先生則嘗試積極探討哈富門的來歷，可謂研究哈富門之「第一人」，參考孫建軍：《丁汝昌研究探微》，(北京：華文出版社，2006)，頁96-109。
[23] “The Yaloo Naval Battle --- The Experience of an Eye-witness”, Celestine Empire 《華洋通聞》, 19 October 1894。
[24] 漢納根 (Constantin von Hanneken) (1855-1925)。
[25] 德璀琳 (Gustav von Detring) (1842-1913)，德國人，來華歷任多年天津稅務司。
[26] 〈匯復鐵路電報等事折〉，《李鴻章全集》，奏議十五，頁476。
[27] 劉錫鴻字雲生，廣東番禺人，道光二十八年中舉。大清帝國第一任駐德公使。
[28] 詳細請參考劉錫鴻等撰：《駐德使館檔案鈔》第一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6)，頁1-20，此書主要收集外交公文，無特別資料收錄
[29] 〈駕駛快船回華保獎折〉附清單二，載於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顧廷龍, 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奏議十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頁396。
[30] 戚俊傑、王記華編校：《丁汝昌集》，(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頁140。
[31] 參考注22 孫建軍先生的論文；而在本文後頁也會有所探討。
[32] 疑為該報章印刷之誤或記者抄錯。
[33] 〈訂購定鎮兩艦收支款目折〉、〈續購濟遠收支款目折〉，《李鴻章全集》，第十二冊，奏議十二，頁28-34。
[34] William Metcalfe Lang ，英國人，1886-1890 出任北洋海軍總教習、海軍提督 (虛銜)。
[35] 鄧世昌，字正卿，廣東番禺人，後出任致遠艦管帶，黃海海戰陣亡。
[36] 葉祖珪，字桐侯，福建閩侯人，甲午戰爭後於1899年出任北洋海軍統領。
[37] Maximilian von Brandt，德國人，德國駐華大使
[38] 〈派員出洋驗收駕駛訂造快船回華折〉，《李鴻章全集》，奏議十二，頁34-35
[39] 同上
[40] 〈寄駐德英許劉二使〉，〈附 許使來電〉，〈寄柏林許使〉，〈寄旅順交水師統領丁鎮〉，〈寄倫敦劉使〉，《李鴻章全集》第二十二冊，電報二，頁128，129， 130，132
[41] 〈寄倫敦劉使〉，同上，頁132
[42] 〈寄滬局譯交提督琅威理〉，同上，頁152
[43] 〈寄丁琅兩提督〉，同上，頁155-156
[44] 〈寄京局送賢良寺曾侯〉，同上，頁176-177
[45] 〈寄柏林許使〉，同上，頁177
[46] 〈寄吳淞交北洋水師統領丁〉，同上
[47] 雖然奏章之中寫出留下的洋員為十三名，可是根據次年李鴻章向皇帝報請獎賞的時候，卻為十七位洋員申請寶星獎勵，而李相向朝廷報銷款項的時候，也分開列出十七名洋員的其中四名遣散的費用，證明該十七員應為一同來華的四艦管輪。，參考〈海軍報銷折〉附清單，《李鴻章全集》，奏議十三，頁354；〈駕駛快船回華保獎折〉附清單二，同上，奏議十二，頁396。
[48] 根據後來的經費報告，該四名洋員為科理登、哈朴里、倍葛雷維、白羅們他耳，參考〈海軍報銷折〉附清單，《李鴻章全集》，奏議十三，頁354
[49] 〈四快船到華酌定餉章折〉，《李鴻章全集》，奏議十二，頁356-357
[50] 〈駕駛快船回華保獎折〉附清單二，同上，奏議十二，頁396
[51] 即羅豐祿，字稷臣，福建閩縣人，長期在北洋海軍營務辦工作，後來出使多國。
[52] 阿璧成 (Albrecht)，德國洋員，於後來黃海海戰受傷
[53] 戚俊傑、王記華編校：《丁汝昌集》，頁127-128, 140
[54] 同上；區爾，來華洋員，資料不祥。如果根據「德人任德艦」的政策考慮，相信他應該是德國人。
[55] 戚俊傑、王記華編校：《丁汝昌集》，頁140
[56] 當時梁祖全的官位是五品軍功補用千總，參考〈海軍要缺揀員補署折〉，附清單，《李鴻章全集》，奏議十三，頁6
[57] 盧毓英，福州人，1889年於福建船政後學堂畢業。此乃根據王民先生的論文，詳見王民：〈方伯謙研究中的幾個關鍵點〉，《福建論壇》(文史哲版)，1993年第一期，頁45
[58] Inouye井上十吉, The Japan-China War, p.13
[59] William Ferdinand Tyler，英國海軍後備少尉，甲午戰爭黃海海戰中受傷，戰後繼續在不同中國政府機關任職，老年出版其自傳回憶錄，內容涉及個人主觀因素，需要小心考訂。
[60] William Ferdinand Tyler, Pulling Strings in China, (London: Constable & Co Ltd., 1929)；此書亦中文版本，本文採用英文原版。
[61] Philo Norton McGiffin，美國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畢業，黃海海戰中在鎮遠艦上參戰受重傷。
[62] 檜山幸夫：《日清戦争：秘蔵写真が明かす真実》，(東京：講談社，1997)，頁53；日本方面很多學者依然堅持中方首先開戰，在此不多舉例。
[63] 蘇小東：《甲午中日海戰》(勿忘甲午叢書)，(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頁52；戚其章：《走近甲午》，(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頁80-83；其他中方資料亦不多舉例。
[64]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 Oct,1894
[65] 林國祥，又名瑞喜。祖籍廣東新會人，廣東艦隊廣乙艦管帶。
[66] North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te Gazette, 21 Sept 1894
[67] 戚其章：《甲午戰爭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31
[68] Inouye井上十吉, The Japan-China War, p. 16
[69] Celestine Empire 《華洋通聞》, 19 Oct 1894
[70] 龔照璵（1840-1901），字魯卿，此根據〈查參龔照璵片〉所列官位，載於《李鴻章全集》，奏議十五，頁515-516
[71] 中國史學會主編：《中日戰爭》(第三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頁128
[72] 此處乃引用王宜林：《甲午海將方伯謙》内，頁258, 260-261所載的《盧氏甲午前後雜記》
[73] 《冤海述聞》方家抄本，頁13
[74] Tyler, Pulling Strings In China, p. 57
[75] 戚其章主編：《中日戰爭》，第七冊， (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276-277；
[76] 《申報》，1894年10月19日；《中倭戰守始末記》，頁44
[77] 同上，《申報》結尾十數字沒有被收錄，這個刪減情況《申報》自己本身也有出現，後文會有所交代
[78]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 Oct 1894
[79] 《冤海述聞》，方伯謙故居抄本，頁12。《冤海述聞》的記載與哈富門的敘述的相似性，以後將有篇幅探討。
[80] William Ferdinand Tyler, Pulling Strings in China, p.57
[81] 同上，頁51
[82] 同上，頁44，根據戴樂爾本人回憶說，北洋艦隊只有5位洋員，不包括他本人以及漢納根，這主要是由於他本人參加北洋艦隊時日短淺有關。
[83] 根據哈富門的訪問，黃海海戰後2日，濟遠艦即被派去托廣甲艦，參考Celestine Empire 《華洋通聞》, 19 Oct 1894
[84] 張蔭麟：〈甲午中國海軍戰蹟考〉，《清華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35年第一期，頁82-83
[85] 劉志堅：〈清季一大冤案─方伯謙被殺真相〉，《上海師範大學學報》，1989年第1期，頁73；鄭守正：《方伯謙是被陷害致死的》，載於林偉功、黃國盛主編《中日甲午海戰中方伯謙問題研討集》，(北京：知識出版社，1993 )，頁134；劉申寧：〈論方伯謙問題〉，《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三期，頁243。
[86] Tyler, Pulling Strings in China, p.57
[87] 在哈富門的所有訪問之中，哈富門都強調這一點，參考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 Oct 1894；Celestine Empire 《華洋通聞》, 19 Oct 1894；甚至李鴻章在一份向光緒皇帝遞交的奏摺之中，也稱濟遠艦只有三門大炮，力量單薄，見〈海軍擬購新式快炮折〉，《李鴻章全集》，奏議十五，頁304；同時該材料內容透露更可怕的是來遠艦、經遠艦尾炮在1894年開戰前半年都未有購買安裝。
[88]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 Oct 1894
[89]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 Oct 1894；《申報》，1894年10月19日，兩種資料都是說陣亡7人，可是在Celestine Empire 《華洋通聞》, 19 Oct 1894 的報導之中卻沒有提供傷亡數字。
[90] Inouye, 井上十吉 The Japan-China War, p. 16
[91] 〈旅順龔照璵效卯急電〉，《中日戰爭》，第三冊，頁128.
[92] 載於蔡爾康：〈中東戰記本末〉，收錄於中國史學會主編：《中日戰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0)，頁168
[93] 《冤海述聞》，方伯謙故居抄本，頁16
[94] Rawlinson, 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p. 194
[95]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 Oct 1894
[96] Celestine Empire 《華洋通聞》, 19 Oct 1894
[97]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 Oct 1894
[98] Inouye, 井上十吉 The Japan-China War, p. 16
[99] Celestine Empire 《華洋通聞》, 19 Oct 1894
[100] North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te Gazette, 5 Oct 1894, 該文章乃引述一份十月三日的報導，相信為其同一集團的日報。
[101] 同注77
[102]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 Oct 1894
[103] Inouye, 井上十吉 The Japan-China War, p. 16；由於美國羅氏的著作沒有完全引述井上十吉收錄的 Chinese Gazette 《捷報》的內容，導致該篇報導最重要的結尾部分沒有出現，因而引致很多含糊的地方，比較兩份原文，請參考上面所列井上十吉的著作並Rawlinson, 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p. 194-195
[104] Gazette, Shanghai, dated 27 Sept 1894; 由The China Mail, Hong Kong, 5 Oct 1894. 轉載
[105] Inouye, 井上十吉 The Japan-China War, p. 16
[106] 同註29，30
[107] 《申報》，1894年10月19日；張蔭麟：〈甲午中國海軍戰蹟考〉，頁64
[108] North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te Gazette, 3 Aug 1894
[109] 〈大東溝戰狀折〉，《李鴻章全集》，奏譯十五，頁449
[110] 戚其章：〈《冤海述聞》研究〉，載於《中日甲午戰爭史論叢》，(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3)，頁164-170
[111] 同上，頁183-187
[112] 羅豐祿祖籍福建閩縣；方伯謙祖籍福建侯官，生於閩縣。根據資料，閩縣、侯官縣同屬福州府城內，閩縣管理城左，城外東南；侯官縣管城右，城外西北。所以方伯謙很可能與年長的羅豐祿同城而住，甚至認識。參考福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朱景星修、鄭祖庚纂：《閩縣鄉土誌 侯官縣鄉土誌》(光緒三十二年)，(福州：海風出版社，2001)，頁166，397
[113] 孔祥吉：〈甲午戰爭中北洋水師上層人物的心態─營務處總辦羅丰祿家書解讀〉，《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文廷式全集》(二)，奏議，頁138。原文寫的名字是「方汝濟」非方伯謙，疑為校定原稿之誤。
[114] 〈北洋大臣王文韶奏為遵旨查復道員羅豐祿被參各款折〉，載於戚其章主編：《中日戰爭》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636
[115] Inouye, 井上十吉 The Japan-China War, p. 16；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 Oct 1894；Celestine Empire 《華洋通聞》, 19 Oct 1894
[116] 〈匯報前敵緊要軍情折〉附清單，《李鴻章全集》，奏譯十五，頁430，434；該二處為丁汝昌電報，亦為李鴻章所抽出匯報光緒皇帝。均提及煙霧彌漫，甚至艦隊何船沉沒也不能立即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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